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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忙作一团，试图弄清英航的诡计时，我们的贷款银行团却一直在观察公司的现金流。
在隆冬时节，那些数字显得更加惨不忍睹了。
我意识到，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我其实是在为英航谋方便。
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阻止我扩大维珍大西洋公司的规模，而我要做到这一点，就只能为航空公司再筹资金。
我越是大声抱怨他们的肮脏诡计，其他航空公司、风投公司或投资者就越不愿向维珍大西洋公司投资。
局外人很可能会认为这一切都是无风不起浪。
如果维珍大西洋公司即将被英航这样的大企业挤出市场，那就没人会向我们这样的小航空公司投资；如果我们打算针对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提起漫长而昂贵的诉讼，同样没人愿意向我们投资。
出现这两种情况，我们都必输无疑。
没有了来自伦敦金融城的资金，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继续对资本求之若渴。
到1991年圣诞节，维珍大西洋公司仍在举步维艰的冬季淡季中苦苦挣扎，入不敷出。
我们的6家主要贷款银行不断给特罗弗写信，提醒我们明年4月归还贷款。
劳埃德银行是我们的清算银行，因此能看见我们起伏不定的收入和支出，他们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
或许英航打算赌一把，即使我们真的宣布采取法律行动，他们也能拖延足够长的时间，把我们拖到破产。
甚至在我发出12月11日那封信之后，英航依旧厚颜无耻，对我的说法一笑置之。
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不知所措。
我花大量时间思索，变得沉默寡言。
威尔的情况和我相反，他因为无法痛击英航，整天怒气冲冲，在沮丧中吼叫、咆哮。
12月21日，我们收到一封劳埃德银行的信，进一步加剧了我们那种身陷重围之感。
这封信提醒我们，我们最近超过了5500万英镑的透支限额，并且明确指出，银行之所以允许我们超过限额，是因为我们需要这笔钱支付薪水，而且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确认第二天会把750万英镑打入我们账号。
它警告我们，银行不会“再次积极回应突破5500万英镑透支限额的要求”
。
信的最后祝我们圣诞快乐，过一个“压力较轻的新年”
。
如果那750万英镑晚一周打进我们的账号，劳埃德银行很可能会退回我们的薪水支票。
如果维珍大西洋公司破产，我甚至无法保证维珍唱片公司不受损害。
我怀疑航空公司的破产会给珍妮特·杰克逊或菲尔·科林斯留下不好的印象。
在讨论到哪里弄到足够的资金来偿还部分银行欠款时，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必须找到根本解决方法，总为了增加小笔贷款而跟银行争论也不是办法。
维珍唱片公司是我们唯一真正盈利的企业，也是我们拯救航空公司的唯一机会。
由于英航的纠缠不休造成了负面宣传，给维珍带来很大压力，我们无法顺利出售维珍大西洋公司，但可以卖掉维珍唱片公司。
如果出售维珍唱片公司，我们就能拯救航空公司，留下两家强大的公司。
如果关闭维珍大西洋公司，那就只剩下一家强大的公司和一家破产的公司，并造成2500人的冗员，而维珍集团作为一个公司和品牌，也会变得体无完肤。
我给约翰·索恩顿打电话，他仍在和几家有兴趣收购维珍唱片公司的企业磋商。
我怀着越来越强烈的不祥之感，关注他的进展，对此既无热情，又没法阻止。
约翰告诉我，索恩-百代现在已经提出4.25亿英镑的预付款，而且从第二年开始，按照公司获利能力，向我们分期付款。
可是，跟戴维·格芬向MCA出售其唱片公司的价格水平相比，仍然偏低。
1990年3月，他把自己的唱片公司卖了5.2亿美元，相当于其年销售额的2.6倍。
如果按照同样的倍数计算，维珍唱片公司的价值将是我们3.3亿英镑年销售额的2.6倍——超过8.5亿英镑。
1992年1月期间，劳埃德银行不断向我们施压，降低我们的透支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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