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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民主的、参与性机构很难与1833年前的寡头城镇委员会以及郡县的贵族权力兼容，直到19世纪60年代及其后的选举权改革以及1889年郡县代议制委员会创立，后者的权力才被削弱。
图2 从诸如圣基尔达这样的遥远岛屿到大城市，苏格兰人都很认真地对待共同责任
那些由人口数百的众多城镇组成的乡村社会，由于急剧的城市化，原本为它们设计的政治结构就显得过时了。
直到1832年，苏格兰议会对选举权的限制措施远多于英格兰，这激起了中产阶级的抗议浪潮。
在苏格兰，选民占总人口的0.2%，而在英格兰这一比例是4%，并且苏格兰城镇选举权被局限在增选的市镇委员会；伦敦的英国议会中，爱丁堡的成员仅有33人。
1832年的改革方案彻底改变了苏格兰的选举权。
英格兰的选举率在1832年前的基础上增加了80%，而苏格兰的改变巨大，增加了1400%，苏格兰成年男性的选举率达到了13%。
到186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人口中，男性能够投票的比率相当，大约是三分之一，而到了1884年，整个英国的选举权已平均化。
然而，家内仆人、儿子、兵营的士兵以及那些没交税的人没有选举权，所谓“不交税者无代表权”
。
总的说来，1911年仍然有40%的男性是未登记在册的。
女人则要等到1918年才能参与投票。
另外，1707年的联合让苏格兰可以控制其主要社会机构：法律、教会和教育。
这些特殊的苏格兰机构为“联合主义者的民族主义”
的双重效忠提供了持久的基础，1832到1885年间，大法官负责的苏格兰立法工作转移到重新设立的苏格兰大臣手中时，这种“民族主义”
得以强化。
1885年，苏格兰事务部的创建，在行政方面为再度盛行的民族主义情感提供了一种纾解方案，并把这种情感引导到英国政治结构和联合主义的框架中。
1926年，随着苏格兰事务部的权力越来越大，事务部的领导被提升为“苏格兰国务大臣”
，位列内阁。
这一职位臻至巅峰是在汤姆·约翰斯通任职期间（1941—1945）。
约翰斯通是一位有大格局、有才干的政治家，他在1943年创建了苏格兰北部水电局，并说服丘吉尔创建苏格兰国务委员会和工业委员会。
在约翰斯通当政期间，《贝弗里奇报告》（TheBeveridgeReport，1942）[5]承诺将英国建成一个福利国家。
1999年以前，苏格兰事务部监管绝大多数苏格兰政府部门，而现在，它的大多数功能由苏格兰行政院来实现。
地方政府在19世纪也有很大改变，它允许更多选举人更直接地参与政治。
改革后的自治市镇议会（1833）是地方和宗教独立的中心。
苏格兰的城市中，地方政府由公民个人构成，他们由同胞选举产生，担任兼职或固定期限的公职，并直接对他们的居民同胞负责。
18～36名经济独立的人士组成独特的苏格兰“警政委员会”
来管理城市，他们有增税权，其职权包括环境、健康、秩序，范围比现在所谓的“警察”
（警察部队）要广泛。
19世纪的“警察”
实际上意味着“社会警政治安”
，其职权范围包括健康、路政、清洁、照明、污水排放（包括提供公共便利设施）、供水和燃气，屠宰场以及消防——虽有这个名称，但消防部门很少——所有这些都由地方的郡法官监理。
在19世纪的苏格兰，公众就地方政府的问题进行了积极活跃的争论，这是民众广泛参与公民社会的部分体现。
作为有共同价值观和目标的非强制性集体行为的舞台，公民社会有很多空间、行动者和机构，它们根据形式、自治和拥有权力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变化，公民社会在“社会”
与“个人”
、国家和家庭中间斡旋。
在公民社会内，所有成员，无论个人还是群体，他们的合法主张都得到了一致确认。
其基础在于基督教的慈善，这种慈善被理解为互相尊重或和睦友好，而非简单的仁爱。
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观与此相结合，也强调人们在追求“公共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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