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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工业家发展经济，有助于外国经济的现代化，尤其是日本的托马斯·格洛弗（1838—1911）和美国的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60年代，移民潮再次高涨。
举国恐慌的年代，诗人埃德温·缪尔（1887—1959）把20世纪30年代视为“沉默的清场”
。
苏格兰的移民率目前仍然是联合王国里最高的，这源于一个明显成功的现代经济。
虽然乌尔斯特的苏格兰人为联合和拥有一个新教祖国而努力奋斗，但其他地方的苏格兰移民却没有那样做，他们宁愿通过“适应”
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举个例子，苏格兰人和苏格兰裔爱尔兰人（甚或苏格兰-不列颠人）都变成了美国人，天主教爱尔兰人变成了爱尔兰美国人，他们保留了一种身份，并为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贡献一份力量。
海外的苏格兰人构成了一个族群范畴，他们因为历史感和与外人比较的差异感松散地结合在一起。
他们也构成了一个族群，以社会组织和偶尔的政治组织的形式表达共同的目标，然而，尽管目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数百万苏格兰人后裔仍心系他们祖先的家乡（这种感觉在以前的“白人”
殖民地最为强烈），但他们并非一个有着明确的国家和疆域的指涉（就像爱尔兰一样）的种族共同体。
苏格兰人适应外界，或许由于这个原因，这个世界也喜欢他们。
好吧，或许并不是全世界都喜欢他们。
现在英格兰有近120万出生在苏格兰的居民，这些人和苏格兰游客有时会被随心所欲的种族主义者冠以“Jock”
这样的“宠物”
名，而且他们习惯性地提及哈吉斯、威士忌、苏格兰裙这些会挑起争端的话题——如果不是对抗其他少数族裔所谓的文化象征的话。
通过他们身上可能存在的凯尔特祖先的特征——诸如好酒、好斗——来确认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的身份，仅仅是19世纪种族主义陈规旧习的延伸而已。
这种显然不足挂齿的傲慢突显了某些英格兰人对待苏格兰人的两种心态：一方面把他们当作布立吞同胞接受，另一方面仍然把他们看作是不同的，甚至可能是一种恼人的东西。
苏格兰人对英格兰人的心态可能也一样（可见下文）。
英格兰人的矛盾心态解释了托尼·布莱尔这位在爱丁堡出生并在那里受教育的前首相（1997—2007年在任）为何拒绝直接回答自己是不是苏格兰人的问题，因为如果说自己是苏格兰人，在政治上可能会受损。
现在的首相戈登·布朗[3]，明显更是位苏格兰人（在法夫的柯卡尔迪长大），可能有时也喜欢做同样的事。
帝国
18、19世纪的英帝国有很多苏格兰人，其中一些还帮助管理这个帝国。
不过，苏格兰的首次帝国经历的结局尚可接受。
有着聪明才智的罗马人把文明带到了北欧：城市、公路、文化、艺术以及公共澡堂。
有一句嘲讽1066年以及全部英格兰史的口头禅（1930）便是：“罗马征服是……好事情，因为布立吞那时候只是土人。”
然而，罗马不列颠和斯图亚特不列颠一样人口密集，在罗马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把不列颠居民打上野蛮人标签的很久之前，不列颠就有了成熟的农业、工业、政府和交通措施。
强劲的本土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解释了为什么罗马统治时期的众多文化措施——比如宗教——从未起到作用。
拉丁语只在有学问的人中间经久不衰，尽管它丰富了所有的词汇。
真切可感的遗产也有，比如建筑、公路、景观边界，以及非常模糊但仍很重要的整合到欧洲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网络中的经验。
殖民地人民经历了罗马人对他们（而不是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忍受了长达350年的征用、剥削和军事占领。
罗马人撕裂了之前已有的政治制度，创造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帝国机器，为了罗马需要而牺牲当地人的发展。
公元2世纪，阿多克堡（珀斯）容纳了2万名士兵；3世纪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对抗美阿泰王国和东部低地的加利多尼亚人的战役，可能涉及5万人之多的军队交战——这个数字在此前或此后的不列颠土地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第二段帝国经历是在挪威人手中，接着是雄心壮志的诺森布里亚人，然后是英格兰的君主。
早在10世纪，英格兰的国王就喜欢声称统治“居住在不列颠岛范围内的所有其他民族”
。
诺曼人也有这样的愿望，其更好的实现方式是间接影响，而非爱德华一世及其继任者们强行施加的那些强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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