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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司徒长孙嵩听了很不高兴,跑去向拓跋焘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矮化祖国”
“蔑视鲜卑”
的行为。
拓跋焘大怒,把崔浩叫来一顿训斥。
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
自责归自责,崔浩并没有真正从心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很快故态重萌。
神四年(431),北魏征召一批汉族的世族子弟做官。
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都应召到了平城。
崔浩就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
,计划由朝廷出面划分世族门第的高低,作为区分政治待遇的标准,有几分要恢复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味道。
这个计划显然对汉族世族掌握政权有利,但同样是世族出身又是崔浩亲戚的卢玄(范阳卢氏)劝他说:“创制立事,都要看时机是否适当。
现在朝堂上对这件事乐观其成的能有几个人?”
崔浩听不进去,公开提出了这个计划,还进一步提出分藩封镇,希望恢复西周时期的诸侯制度。
当然了,崔浩心目中裂土封到各地的诸侯对象多数是汉族的世族子弟。
鲜卑族权贵们自然对这样的政策怀恨在心:这不是要夺我们的权,让汉族人掌权专政吗?
拓跋焘伐凉时,留太子拓跋晃监国。
崔浩自恃拓跋焘的宠信,专制朝权,惹得太子不满。
更严重的是,崔浩推荐了冀、定、相、幽、并各州数十名汉族世族人士,拟任命为郡守。
太子拓跋晃不同意,说官员任用要一步步来,不能马上就提拔为太守,再说了朝廷里还有很多优秀人才等着任用呢。
应该说,拓跋晃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但是,崔浩固执己见,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意见办,结果得罪了更多的鲜卑官员。
中书侍郎高允见状,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恐怕不会有好下场,自己错了不肯承认,一定要和上面争到底,这样怎么得了!”
所有的不满和矛盾,最终在崔浩主持修撰北魏国史的时候爆发了出来。
一直到太武帝的时候,鲜卑民族和北魏王朝都没有自己的史书。
所以,拓跋焘就让崔浩以司徒的身份主持国史修撰的工作,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人协助。
这是一件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事,拓跋焘很重视,专门召集修撰班子成员开会说:国史一定要写好,一定要“根据实录”
。
崔浩把这个要求理解为实事求是,所以采集了鲜卑民族的资料,不避忌讳,编写了北魏的国史《国记》,内容涉及鲜卑先辈同族杀戮、荒暴**的史实。
崔浩这么做,没有什么大错。
毕竟拓跋焘要求“实录”
,况且国史修撰的目的是为了留下准确的资料,教育后代统治者,算是“内参读物”
。
如果内容过滤得干干净净、大唱赞歌,那还算什么内参?这个时候,崔浩身上文人的虚荣和张扬就暴露了出来,他并没有将《国记》局限为内部参考读物,而是将它大肆宣扬,因此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事情是这样的:参与修撰工作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想拍崔浩的马屁,就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碑上,来宣传这一文化盛事。
同时刊刻的还有崔浩所注的五经。
之前,崔浩曾注释过《诗经》《尚书》《春秋》《礼记》《周易》等书。
他在日理万机之余,仅仅花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么多“学术图书”
的注述,书的质量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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