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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镇的将领均从北魏贵族豪强，甚至是宗室子弟中挑选，官兵也是鲜卑族的精锐。
他们地位崇高，待遇优厚，经常得到朝廷的封赏和恩赐。
六镇将领被视为“国之肺腑”
，升迁的机会也比内地的同僚多，如果不愿意继续任职随时可以返回首都当京官。
士兵们被视为国家精锐，根本不用为生计发愁，在一片尚武的风气中可以耀武扬威地驰骋四方。
女子们都以能嫁给六镇的边将和士兵为荣。
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柔然对洛阳的威胁大幅下降，而大规模汉化后，国家崇文轻武，六镇官兵的待遇完全逆转。
过去在疆场上的英勇斩杀不再被人称道，汉族的诗书礼乐和朝堂上的权力斗争变成了游戏的核心规则。
在汉化改革的过程中，六镇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不断降低，将士们也被抛弃了。
同样是拓跋族宗室和鲜卑贵族的他们逐渐被排挤出权力核心，一般军官也被排斥在“清流”
之外，他们的升迁和待遇远远落后于内地的同族和同僚。
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希望能升迁到内地去。
当时其他地区都奉行州县制，只有六镇还保留着“镇”
的特殊行政区划，被视为另类。
洛阳的贵族们更是态度十分傲慢，将边将看作鄙陋的粗俗军人，而一般人也将去六镇视作畏途。
至于将士们，特权没有了，优厚待遇也没有了，连吃穿都失去了保障，只好转而聚敛钱财。
精壮的士兵到境外去掳掠财物；老弱的则砍伐山林、耕种田地，辛辛苦苦一整年，收入也是微不足道。
更可悲的是，许多士兵拖家带口，常年滞留边镇，生活困难却得不到改善，基本与流放无异。
运气好的士兵，从军一辈子可以做到军主，其他人就只能老死边关。
鲜卑精壮之人和汉族地主子弟自然不愿意再去边镇当兵，朝廷就把犯官、囚犯、流民等人发配到六镇去补充缺额，最后后者成了六镇军官和士兵的主要构成。
值得欣慰的是，六镇的军队因为战斗频仍、行政特殊，汉化潮流并没有涌动到这一区域。
相反，六镇的汉人却被胡化了，不读书也不耕种，选择跨马横刀，还改姓鲜卑姓氏。
官兵们则保留了草原民族骁勇善战的作风，战斗力较强。
几十年间，六镇官兵从天堂跌入地狱，从光荣的国家栋梁变为了羞耻的监狱苦役。
被背叛、被忽视的怨恨和迫切希望改善处境的思想，充斥在六镇之中。
北魏内部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一个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汉化区域，面积广大，以农耕文化为主，统治内的鲜卑人经过汉化提高了文明程度，可也沾染了汉族柔弱、内斗和中庸等特性；一个是以六镇为核心的北方区域，面积狭长，笼罩在汉化区域的北方，以草原文化为主。
两个区域制度不同，文化不同，交流越来越少。
可怕的是，双方相互仇视，隔阂日益深重，这是非常危险的。
内地和六镇的对立又和北魏内部早已有之的“文武分治”
的矛盾纠缠在一起。
洛阳的禁卫官兵虽然境遇比六镇官兵要好许多，但也日益被边缘化，和文官集团及朝廷离心离德，使得他们在感情上更倾向边镇官兵。
任城王元澄就向胡太后指出：北方边将的地位越来越轻，恐怕对御敌固边不利，进而危及社稷，请朝廷严格挑选边将，整顿六镇军队。
大臣李崇则进一步指出：应取消六镇军民一体的特殊政区，像内地一样划分为州县，同时进行汉化改革，与内地一视同仁。
胡太后将这些意见一律束之高阁，不闻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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