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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儒者都是现在志在衣食，大些则志在富贵的读书人。
侠者则成为现在上海所谓白相人了。
我们不否认，有少数不是这样的人，然而少数总只是少数。
究其原理，因为在生物学上，人，大多数总是中庸的，而特别的好和特别的坏，同为反常的现象。
所以我们赞成改良制度，使大多数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赞成认现社会的制度为天经地义，责成人在现制度之下做好人，陈义虽高，终成梦想。
直到汉代，想维持此等阶级精神，以为国家社会的中坚的，还不乏其人。
试看贾谊《陈政事疏》所说圣人有金城之义，董仲舒对策说食禄之家不该与民争利一段（均见《汉书》本传），便可见其大概。
确实，汉朝亦还有此种人，如盖宽饶，“刚直高节，志在奉公”
。
儿子步行戍边，专务举发在位者的弊窦，又好犯颜直谏，这确是文臣的好模范。
又如李广，终身除射箭外无他嗜好，绝不言利，而于封侯之赏，却看得很重。
广为卫青所陷害而死，他的儿子敢，因此射伤卫青，又给霍去病杀掉，汉武帝都因其为外戚之故而为之讳，然李广的孙儿子陵，仍愿为武帝效忠。
他敢以步卒五千，深入匈奴。
而且“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
（见《汉书·司马迁传》迁《报任安书》），这真是一个武士的好模范。
还有那奋不顾身、立功绝域的傅介子、常惠、陈汤、班超等，亦都是这一种人。
然而滔滔者终于不可挽了。
在汉代，此等人已如凤毛麟角，魏晋以后，遂绝迹不可复见。
岂无好人？然更不以封建时代忠臣和武士的性质出现了。
过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可复燃。
后人谈起这种封建时代的精神来，总觉得不胜惋惜。
然而无足惜也。
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
当时文臣的见解，已不免于偏狭。
武人则更其要不得。
譬如李广，因闲居之时，灞陵尉得罪了他（如灞陵尉之意，真在于奉公守法，而不是有意与他为难，还不能算得罪他，而且是个好尉），到再起时，就请尉与俱，至军而斩之，这算什么行为？他做陇西太守时，诈杀降羌八百余人，岂非武士的耻辱？至于一班出使外国之徒，利于所带的物品，可以干没，还好带私货推销，因此争求奉使。
到出使之后，又有许多粗鲁的行为，讹诈的举动，以致为国生事，引起兵端（见《史记·大宛列传》），这真是所谓浪人，真是要不得的东西。
中国幸而这种人少，要是多，所引起的外患，怕还不止五胡之乱。
封建时代的精神过去了。
社会阶级，遂全依贫富而分。
当时所谓富者，是（一）大地主；（二）大工商家。
晁错《贵粟疏》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俗之所贵，主之所贱；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可见法律全然退处于无权了。
因资本的跋扈，奴婢之数，遂大为增加。
中国古代，虽有奴婢，似乎并不靠他做生产的主力。
因为这时候，土地尚未私有，旧有的土地，都属于农民。
君大夫有封地的，至多只能苛取其租税，强征其劳力（即役），至于夺农民的土地为己有，而使奴隶从事于耕种，那是不会有这件事的（因为如此，于经济只有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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