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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玉死，军遂统于朝恩。
代宗时，吐蕃陷长安，代宗奔陕，朝恩以神策军扈从还京。
其后遂列为禁军，京西多为其防地。
德宗自奉天归，怀疑朝臣，以中官统其军。
其时边兵赏赐甚薄，而神策军颇为优厚，诸将遂多请遥隶神策军，军额扩充至十五万。
中官之势，遂不可制。
“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
（《唐书·僖宗纪》赞语。
参看《廿二史札记·唐代宦官之祸》条）。
顺宗、文宗、昭宗皆以欲诛宦官，但或遭废杀，或见幽囚。
当时的宦官，已成非用兵力不能铲除之势。
然在宦官监制之下，朝廷又无从得有兵力（文宗时，郑注欲夺宦官之兵而败。
昭宗欲自练兵以除宦官而败）。
召外兵，则明知宦官除而政权将入除宦官者之手，所以其事始终无人敢为。
然相持至于唐末，卒不得不出于此一途。
于是宦官尽而唐亦为朱梁所篡了。
宦官之祸，是历代多有的，拥兵为患的，却只有唐朝（后汉末，蹇硕欲图握兵，旋为何进所杀）。
总之，政权根本之地，不可有拥兵自重的人，宦官亦不过其中之一罢了。
禁兵把持于内，藩镇偃蹇于外，唐朝的政局，终已不可收拾，遂分裂而为五代十国。
唐时的节度使，虽不听政府的命令，而亦不能节制其军队。
军队不满意于节度使，往往哗变而杀之，而别立一人。
政府无如之何，只得加以任命。
狡黠的人，遂运动军士，杀军帅而拥戴自己。
即其父子兄弟相继的，亦非厚加赏赐，以饵其军士不可。
凡此者，殆已成为通常之局。
所谓“地擅于将，将擅于兵”
。
五代十国，唯南平始终称王，余皆称帝，然论其实，则仍不过一节度使而已。
宋太祖黄袍加身，即系唐时拥立节度使的故事，其余证据，不必列举。
事势至此，固非大加整顿不可。
所以宋太祖务要削弱藩镇，而加强中央之兵。
宋朝的兵制，兵之种类有四：曰禁军，是为中央军，均属三衙；曰厢军，是为地方兵，属于诸州；曰乡兵，系民兵，仅保卫本地方，不出戍；曰番兵，则系异族团结为兵，而用乡兵之法的。
太祖用周世宗之策，将厢军之强者，悉升为禁军，其留为厢军者，不甚教阅，仅堪给役而已。
乡兵，番兵，本非国家正式的军队，可以弗论。
所以武力的重心，实在禁军。
全国须戍守的地方，乃遣禁军更番前往，谓之“番戍”
。
昔人议论宋朝兵制的，大都加以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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