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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刑法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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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法律的，每喜考究成文法起于何时。
其实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
法律的来源有二：一为社会的风俗；一为国家对于人民的要求。
前者即今所谓习惯，是不会著之于文字的。
然其对于人民的关系，则远较后者为切。
中国刑法之名，有可考者始于夏。
《左传》昭公六年，载叔向写给郑子产的信，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这三种刑法的内容，我们无从知其如何，然叔向这一封信，是因子产作刑书而起的。
其性质，当和郑国的刑书相类。
子产所作的刑书，我们亦无从知其如何，然昭公二十九年，《左传》又载晋国赵鞅铸刑鼎的事。
杜《注》说：子产的刑书，也是铸在鼎上的。
虽无确据，然士文伯讥其“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
，其必著之金属物，殆无可疑。
所能著者几何？而《书经·吕刑》说：“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请问如何写得下？然则《吕刑》所说，其必为习惯而非国家所定的法律，很明白可见了。
个人在社会之中，必有其所当守的规则。
此等规则，自人人如此言之，则曰俗。
自一个人必须如此言之，则曰礼（故曰礼者，履也）。
违礼，就是违反习惯，社会自将加以制裁，故曰：“出于礼者入于刑。”
或疑三千条规则，过于麻烦，人如何能遵守？殊不知古人所说的礼，是极其琐碎的。
一言一动之微，莫不有其当守的规则。
这在我们今日，亦何尝不如此？我们试默数言语动作之间，所当遵守的规则，何减三千条？不过童而习之，不觉得其麻烦罢了。
《礼记·礼器》说“曲礼三千”
，《中庸》说“威仪三千”
，而《吕刑》说“五刑之属三千”
，其所谓刑，系施诸违礼者可知。
古以三为多数。
言千乃举成数之辞。
以十言之而觉其少则曰百，以百言之而犹觉其少则曰千，墨劓之属各千，犹言其各居总数三之一。
剕罚之属五百，则言其居总数六之一。
还有六分之一，宫罚又当占其五分之三，大辟占其五分之二，则云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这都是约略估计之辞。
若真指法律条文，安得如此整齐呢？然则古代人民的生活，其全部，殆为习惯所支配是无疑义了。
社会的习惯，是人人所知，所以无待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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