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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出发，阎锡山进一步引申出“需要就是合法”
。
既然“存在就是真理，则存在上的需要，就一定合法”
。
因此他强调说：“我们无论如何要以存在为目的，为了存在，采取任何手段，真理都在我们手里。”
他对自己的这种处境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好比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
他还郑重其事地告诫自己的将领们：“日本人、共产党，草字头，哪一方都要巧妙周旋。
眼下对我们来说，第一是生存，第二是生存，第三还是生存。”
因此，对于阎锡山来说，如何在这夹缝中求得生存，如何不踩破任何一颗鸡蛋，找出一条既可利用共产党的长处和力量发动组织群众，来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保存和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来作为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又可顶住蒋介石对他的吞并，并使共产党不再对自己采取军事行动这样的道路，就成为他必须做出的选择。
就在阎锡山左右为难，一筹莫展之时，在“汾孝会战”
中被红军俘虏的郭登瀛回来了，而且还给他带来了一封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
关于郭登瀛，程子华晚年回忆说：
我15军团前卫75师将该敌392团一举全歼，敌团长郭登瀛被俘。
郭登瀛被俘之后，极度紧张恐惧。
但出乎他的意料，红军不仅不打不骂，连他的怀表和几十块钱晋钞也全部未动。
为解除他的恐惧心理，战斗刚一结束，我就和徐海东、周士第在村外的河滩接见了他，并让他给被俘官兵讲话，安慰大家不必害怕，要相信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
郭登瀛是红军渡河以来被俘的第一名敌高级军官，对他的教育和处理，在晋军官兵中必将引起极大的反响，如能像东北军的高福源一样，做好争取教育工作，对于沟通我党和阎锡山的联系，推动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发生一定作用。
因此，部队在大麦郊休整期间，我又专门找他做了一次长谈。
为消除他的思想顾虑，我一开始就坦率地对他说：“我也是咱山西南路解县人，在太原国民师范念过书，后来当了红军。
在红军中我当过师长、军长、军团长，也做过政治工作。
在我们红军队伍中，没有薪水，官兵一样，一天只管三顿饱饭，只是想使普天下穷苦百姓都有好日子过。”
接着我又讲述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中肯地向他指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目前大敌当前，国难日深。
我们应团结一致，奋起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武装出武装。
我们红军此次渡河东征，就是要到第一线去抗日。”
最后，我又针对他关注个人命运和出路的急切心理，坦率地对他说：“我们叫你在窳里多住几天，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你更好地明了我们的主张。”
这次谈话后，我们即派人把郭登瀛送到了红军总部保卫局驻地康城附近的南窳。
为使郭登瀛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有进一步深刻的了解，也鉴于当时我军已作出了回师西渡的决定，这次会谈后，郭登瀛被送到了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
红军回师陕北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再次接见了郭登瀛，详尽地阐明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希望他回去之后动员和说服阎锡山走上“联共抗日”
的道路。
临行前，毛泽东同志让他给阎锡山、赵戴文、杨效欧等晋军首领带回了亲笔信件，周恩来同志托他给阎锡山带了口信。
同时还发给他10元边币，90元山西省钞作为路费，又送他一匹战马，派两名警卫人员把他一直送到了黄河岸边。
郭登瀛回太原后，向阎锡山汇报了他被俘的前后经过，转达了毛主席在康城接见时所提的三点要求，面交了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件。
在信中，毛泽东同志不仅重申了我党、我军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的一贯主张，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蒋介石企图借“剿共”
之名，染指山西的险恶用心。
这是阎锡山的根本利害所在，也是他眼前的心腹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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