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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毛泽东的“绥远方式”
让阎锡山慌了手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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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武后来回忆：“石觉的脸色极为难看。”
石觉回去，当然会把在北平碰上董其武的情况向层峰报告，于是，“董其武在北平帮助傅作义筹划起事”
的消息不胫而走。
阎锡山素来疑心重且小气，听了这样的报告不断董其武的饷，倒是奇闻了……
阎锡山断了绥远的接济，没了粮饷的董其武十分艰难。
绥远人少地荒，部队到了春天还没有单衣，没办法，只好把棉衣的棉花取出来，充作夏季军服。
官兵每月的菜金只有两元。
向广东政府催要饷项，却是没有回音，只是连电董其武离开绥远前往广州“开会”
。
这种“会”
哪个敢去开？要说董其武当时怎么算也还是国军编制，就冲阎锡山断粮这一手，不造反也要给逼反了。
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候，与共产党方面的接洽却出了问题，绥远重新倒向国民党出现了一线希望。
这就是发生在1949年5月的“刺杀共产党谈判代表案”
。
当时，中共派驻归绥的负责人潘纪文的处理略显过激，引发了双方的信任危机。
这时候，阎锡山见缝插针，派与绥远将领素有深交的徐永昌与时任空军副总司令的王叔铭赶来绥远劝说董其武率部西撤。
作为蒋的高级幕僚，徐永昌忠告于蒋介石：“阎先生其实相当爱国、勤俭、能深思，充其量他不过是委员长众多政敌中一位，而绝对不可能是卖国者。
卖国者不能合作，政敌是可以合作的。
从他肯大把花钱于公家这一点上看，阎先生亦是比较清廉的，若是别的军阀，公家的钱，他永远拿不完，而且都是拿到自己家里去，绝不会再拿一点到公家。
所以由很多方面来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很可能还会有帮你的时代。”
徐永昌在1932对蒋介石说过的这番话对阎锡山来说极其重要，可以说奠定了蒋介石以后与阎锡山多次合作的基础。
此番肩负阎锡山的重任飞到绥远后，徐永昌担心有不测之事发生，故不到绥远省的省会归绥，他与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乘坐的专机飞到地处河套的陕坝（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陕坝镇）降落，再派飞机到包头把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一并接来，劝诱董其武等往西撤，并以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方式进一步拉拢董、孙、刘，以达到破坏绥远和谈的目的。
时至今日，徐永昌手中也无甚拿得出手的牌可打，居然对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说出“国民党还有很多在缅甸训练的军队，还没有拿出来”
“日本国际志愿军组织了几十万人”
这样的昏话，完全是被局势挤兑得无可奈何了。
可是，国民党方面也是操之过急，华北的中统特务头张庆恩也从北平来到绥远，向特务作布置，他们有的带着电台，有的渗入各支部队。
有的组织不明真相的人在街头游行示威，沿路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还一路高喊：“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
“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
等口号。
7月11日晚上，特务组织一帮暴徒竟然砸了董其武的喉舌《奋斗日报》报馆。
董其武下令严查，最后查明是258师政治部主任赵元德受特务煽动，带领30余名士兵干的。
中统和保密局的特务形成合力，不遗余力地企图破坏绥远的和平起义。
张庆恩甚至亲自出马，策动111军军长刘万春干掉董其武，拉队伍西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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