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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职，降职为道员，分配到新疆哈密戴罪立功。
时任浙江按察使顾长绂革职，发遣军台。
整个浙江“省级行政班子”
全军覆没了。
闽浙总督伍拉纳没有及时发现福崧的罪行，负有领导责任，被扣罚养廉银三年；杭州织造对福崧等人的罪行没有及时参奏，被降为笔帖式。
其他十一名浙江道府官员因为失察、徇隐等分别受到革职、降级、充军等处分。
乾隆的“株连处罚”
在甘肃冒赈案中表现得最突出。
甘肃冒赈案涉及官员有二百一十多名，其中判处死刑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有三人，判处死刑的道府县官员有六十六人，判处杖刑流放到三千里以外边远地区服苦役的有六人，发遣戍边的有五十多人，另外革职并追罚银两的有五十多人。
甘肃各级衙门几乎为之一空，全省官员大换血。
如此重罚，整个清代似乎仅此一例。
乾隆的反腐行动有两记铁拳，第一拳是严密的法网，第二拳是严峻的惩罚。
此外乾隆警惕的双眼、敏锐的联想，始终关注着朝野的高官显贵们。
在一连串组合拳的打击下，乾隆朝的腐败行为不能说绝迹，也理应偃旗息鼓才对。
事实却正好相反。
反腐风暴刮得最剧烈的乾隆朝，恰恰是腐败最严重的时期。
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后，腐败公行，“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
此等赃私初非州县家财，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
上司既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问，且受其挟制，无可如何”
。
官场已经和市场无异，政务也变异为了商品。
到乾隆末期，官吏的腐败堕落呈恶性膨胀之势。
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细微吏员，玩忽职守、敷衍怠政，“岁久相沿，几成积习”
。
乾隆中期后，高官的恶性腐败呈现井喷之势，而且每一个落马的督抚都要牵出共同腐败的整省官员，乌纱帽一摘就是几十甚至上百顶。
比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冒赈案、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东巡抚国泰案、闽浙总督陈辉祖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江西巡抚郝硕案以及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案等，案情都震惊世人。
乾隆的反腐组合拳再厉害，也敌不过汹涌的贪腐势头。
[1]观点出自陈宏《乾隆朝预防及惩治高官贪贿犯罪简论》，载于《人民论坛》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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