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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中国百姓怀疑教会挖人的“眼珠”
泡在玻璃瓶里，其实那是神父和修女们在腌制大蒜。
如果平日注意交流，类似的谣言根本就不会兴起。
当时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做法颇令人玩味。
可能是在历次战争中被列强打怕了，凡是遇到教案，官府中人几乎都采取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做法。
但不在位的士绅阶层，则“不谋其政”
，一心维护既有的社会结构和自身特权，或隐身幕后怂恿、或走到台前鼓动百姓反洋排教。
他们喊起民族主义口号来，比基层民众更漂亮、更响亮。
于是，我们看到自从《北京条约》赋予列强“自由传教权”
后，教案在大江南北层出不穷。
从1860年至1899年的四十年间，仅控诸官府而有文献可寻的教案就有二百起以上。
[1]其中最著名、对中外双方伤害最大、在中国被长期当作“爱国主义教材”
的就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
。
同治九年（1870年）夏天，天津城内发生了多起拐匪用迷药诱拐小孩的事件。
这原本是普通的刑事案件，官府无暇侦破，事主和乡绅们就自发组织起来，捉拿人贩子。
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很快就落网了。
在愤怒民众的严刑拷问之下，武兰珍供称其作案所用迷药为法国天主教堂的王三所提供。
[2]于是，群情愤怒，人们将怒火转移到了天主教堂身上。
人们有“充分”
的理由相信法国天主教堂就是所有迷拐案件的幕后真凶。
天主教堂办有育婴堂，收容了不少无家可归或者病重的中国孩子。
可人们只看到了孩子进去，没看到过孩子出来，也很少看到教堂中孩子们欢蹦乱跳的情景。
相反，有人在教堂里看到许多玻璃瓶子，里面装着各种器官，其中有的酷似人的眼睛。
当年夏天，疫病伴随着酷暑侵入天津城，天主教育婴堂收留的儿童大多是遭遗弃的病孩，死亡者自然多于往常。
人们看到教堂后面突然出现了不少新坟，自然心存怀疑。
教堂因为和民众不睦，不敢在白天掩埋，选择在夜间草草下葬，埋得很浅，加上棺木短缺，又让两三具尸体挤在一口棺材里，野狗轻易就能刨开坟墓拖出小孩子的尸体，暴尸地上，舆论早就为之哗然了。
所以，武兰珍的招供根本不用核实，义愤填膺的群众就认定天主教堂是罪恶的根源。
很快，天主教堂用药迷拐孩子、挖眼剖心制药的消息在天津地区不胫而走，群情激愤。
我们分析晚清的重大教案，会发现谣言起到了决定性的传播作用。
诸如“挖眼剖心”
“迷拐幼童”
“诱奸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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