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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启明在武昌参加了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继续深造。
“1912年我进入清河陆军预备学校。
教官（文化）程度很高，教学认真，对学生要求也很高。
一般学生对军事主要课程和数理科有点吃不消。
我们要学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大化学、物理等，同学中应付不来而发狂者有四五人之多。
全校论文比赛第一名是个浙江同学，因数理学科不好，发神经跳水自杀。”
“学校管理严格，考核严格，教育长康宗仁想出一种考试办法，学生编号入座，卷子密封而且邻座卷子不同。
不能依赖他人，一切要靠自己。”
这样的新式军事教育，为民国培养了一批军阀、战将和军事家。
李宗仁评价说：“清末厉行新政时，朝廷中一部分大员和各省少数封疆大吏，可能是敷衍门面，缓和舆情；可下级办新政的人物，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的确生气勃勃，有一番新气象。”
基层学子的蓬勃生机就是这番新气象最生动的表现。
还有一批批中国年轻人漂洋过海，直接到外国学习军事。
他们受到了比外国同学更多的磨难。
比如，在中国留学生密集的日本，日本人学习军事只要进军官学校就可以了。
可是中国人去学，日本人就专门设置了预科学校（如蒋介石上的振武学校）。
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要想进日本的军官学校学习，必须先经历预科学校的学习，平白无故比日本人多花两三年的时间成本。
即便中国人入了军官学校，里边的民族、阶级和其他各种压迫依然存在。
而中国留学生能够咬紧牙关完成军事学业，心中必定抱有一股热血。
年轻人们刻苦勤学、辛苦毕业后，往往发现单纯的军事救国并不能改变中国贫弱的现实。
“军事救国”
只是一种探索方案。
事实上，军事离不开教育、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支持。
在其他大方面弊端顽固，没有改善的情况下，纯粹的军事救国就宛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连新式陆军离开了社会基础也恶化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当年的军校学生，步入民国后，多少掌握了军权，成了军阀候选人。
虽然进入了民国，但中国社会的转型远远没有结束。
旧的专制王朝被推翻了，但是新的王朝如何建立、新的秩序如何树立，没有人能够提出确切的蓝图来。
那些年轻人心中的救国抱负也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在理想和现实出现巨大的鸿沟的时候，他们迷茫了，不知道向何处去。
而他们恰恰掌握了军队，掌握了国家实实在在的权力，历史需要他们为中国找出前进的道路。
身在其位必须要谋其政！
这些在位的军阀当中，不少就是当初的热血青年、如今的迷茫中年。
他们还没找到中国的道路向何处去，而军事斗争的残酷现实就逼着他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参与军阀战争当中了。
这些军阀和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一样不知道路在何方，但是他们需要承担指挥转型的责任。
可他们身在其位却不谋善政，必然遭受接踵而来的指责。
近代军阀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代人救国蓝图破灭、全社会迷茫的一个反映，是整个社会因找不到转型方向而迷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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