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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有机生物如花草莺蝶等，更都是可人的同情者。
罗荐已擘鸳鸯被，绮衣复有葡萄带；残红艳粉映帘中，戏蝶流莺聚窗外。
（上官仪《八咏应制》）
看看以上的情形，我们真要疑心，那是作诗，还是在一种伪装下的无耻中求满足。
在那种情形之下，你怎能希望有好诗！
所以常常是那套褪色的陈词滥调，诗的本身并不能比题目给人以更深的印象。
实在有时他们真不像是在作诗，而只是制题。
这都是惨淡经营的结果：《咏人聘妾仍逐琴心》（伏知道），《为寒床妇赠夫》（王胄）。
特别是后一例，尽有“闺情”
“秋思”
“寄远”
一类的题面可用，然而作者偏要标出这样五个字来，不知是何居心。
如果初期作者常用的“古意”
“拟古”
一类暧昧的题面，是一种遮羞的手法，那么现在这些人是根本没有羞耻了！
这由意识到文词，由文词到标题，逐步的鲜明化，是否可算作一种文字的裎裸狂，我不知道，反正赞叹事实的“诗”
变成了标明事类的“题”
之附庸。
这趋势去《游仙窟》一流作品，以记事文为主、以诗副之的形式，已很近了。
形式很近，内容又何尝远？《游仙窟》正是宫体诗必然的下场。
我还得补充一下宫体诗在它那中途丢掉的一个自新的机会。
这专以在昏**的沉迷中作践文字为务的宫体诗，本是衰老的、贫血的南朝宫廷生活的产物，只有北方那些新兴民族的热与力才能拯救它。
因此我们不能不庆幸庾信等之入周与被留——因为只有这样，宫体诗才能更稳固的移植在北方，而得到它所需要的营养。
果然被留后的庾信的《乌夜啼》《春别诗》等篇，比从前在老家作的同类作品，气色强多了。
移植后的第二三代本应不成问题。
谁知那些北人骨子里和南人一样，也是脆弱的，禁不起南方那美丽的毒素的引诱，他们马上又屈服了。
除薛道衡《昔昔盐》《人日思归》，隋炀帝《春江花月夜》三两首诗外，他们没有表现过一点抵抗力。
炀帝晚年可算热忱的效忠于南方文化了；文艺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比炀帝还要热忱。
于是庾信的北渡完全白费了。
宫体诗在唐初，依然是简文帝时那没筋骨、没心肝的宫体诗。
不同的只是现在词藻来得更细致，声调更流利，整个的外表显得更乖巧、更酥软罢了。
说唐初宫体诗的内容和简文时完全一样，也不对。
因为除了搬出那僵尸“横陈”
二字外，他们在诗里也并没有讲出什么。
这又教人疑心这辈子人已失去了积极犯罪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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