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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后来确实都得到了武则天的重用，不过当时的他们人微而言轻，起不到关键的作用。
而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从元老重臣集团当中打开的突破口。
李勣，也就是徐世勣，《隋唐演义》当中的徐茂公，他可是元老中的元老，不仅是李唐建国的功臣，而且也是唐太宗的托孤四大臣之一。
托孤四大臣中，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是一派，李勣是单独的一派。
李勣是个政治现实主义者，他也不是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
李勣心里明白，什么“太宗遗诏”
，这些东西都是过眼烟云，自己现在服务的是新皇帝，新皇帝的利益才是自己的利益。
因此，在立后的过程中，他始终不表明自己的态度。
而高宗为了立后这件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尤其在这一年八月底的两次御前会议上，皇帝与三位元老闹得十分难堪，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褚遂良态度激昂，将帽子和笏板都扔在了地上，说：“你要是立武氏为皇后，我就要告老还乡，因为我要维护的是太宗的遗诏！”
当年太宗曾经嘱托过：“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
意思就是把好儿子、好儿媳交给他们照顾了。
在这样相持不下的情况下，高宗非常苦恼，这时他突然想到了李勣。
李勣这个人很有意思，两次御前会议，他都没有发言。
尤其是第二次御前会议，别说发言，他根本没来，告了病假。
所以这时高宗决定把李勣找过来，问一问他的真实想法。
李勣回答了一句风轻云淡的话，但这句话对于武则天的个人命运和唐朝的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说：“陛下家事，何须问外人？”
李勣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应该当家做主，这件事属于你的家事。
你应该彰显你自己的存在，不要听那些元老的。”
这句话出来，高宗简直是醍醐灌顶一般，下定了决心。
这件事情之后，关陇集团最后的这批代表纷纷倒台。
九月初三，距离事件发生不过短短几天，褚遂良被贬为潭州都督。
十月十三日，王皇后、萧淑妃以“谋行鸩毒”
的罪名被废为庶人，加以囚禁。
十一月一日，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在肃义门举办仪式。
百官都要向皇后行大礼，而主持朝拜仪式的，正是李勣。
又过了几年，长孙无忌以谋反的罪名被逮捕，流放到了泉州。
后来，在武则天面前的红人许敬宗、袁公瑜等人的操作下，长孙无忌在黔州被逼自杀。
武则天在内外廷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按照陈寅恪先生的看法，关陇集团最后的核心成员，通过立后这件事，被武则天彻底铲除了。
当然，武则天并不会有这种历史自觉性，并且我认为起码在此阶段内，在背后掌握政治走向的不是她武则天，而是唐高宗。
唐高宗要用这个方式从元老重臣集团手里边夺权，武则天只是被他利用的棋子，而最后，高宗和武则天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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