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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审判机关，亦和普通人民不同。
流寓中国的外国人，犯了罪，由他自己的官长审讯，这是中国历代如此。
在从前，原无甚关系。
但是海通以后，把此项办法，订入条约之中，就于国权大有损害了。
末年，因为要取消领事裁判权，派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把旧律加以修改。
曾颁行《商律》和《公司律》。
其民、刑律和民商、刑事诉讼律，亦都定有草案，但未及颁行，审判机关，则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最高审判，其下则分高等、地方、初等三级。
但亦未能推行。
赋役是仍行明朝一条鞭之制的。
丁税既全是征银，而其所谓丁，又不过按粮摊派，则已不啻加重田赋，而免其役，所以清朝的所谓编审，不过是将全县旧有丁税若干，设法摊派之于有粮之家而已。
和实际查验丁数，了无干涉。
即使按期举行，所得的丁额，亦总不过如此。
清圣祖明知其故，所以于一七一二年，特下“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丁赋之额，以康熙五十年册籍为准”
之诏。
既然如此，自然只得将丁银摊入地粮，而编审的手续，也当然可省，后来就但凭保甲以造户口册了。
地丁而外，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浙江、河南、山东八省，又有漕粮。
初征本色，末年亦改征折色。
田赋而外，以关、盐两税为大宗。
盐税仍行引制。
由国家售盐于大商，而由大商各按引地，售与小民。
此法本有保护商人专利之嫌。
政府所以要取此制，只是取其收税的便利。
但是初定引地时，总要根据于交通的情形，而某地定额若干，亦是参照该地方消费的数量而定的。
历时既久，两者的情形，都不能无变更，而引地和盐额如故，于是私盐贱而官盐贵，国计民生，交受其弊，而商人也不免于坐困了。
关有常关和新关两种。
常关沿自明代，新关则是通商之后增设于各口岸的。
税率既经协定，而总税务司和税务司，又因外交和债务上的关系，限用外国人。
革命之后，遂至将关税收入，存入外国银行，非经总税务司签字，不能提用。
甚至偿还外债的余款，就是所谓关余的取用，亦须由其拨付，这真可谓太阿倒持了。
厘金是起于太平军兴之后的。
由各省布政司委员，设局征收。
其额系值百抽一，所以谓之厘金。
但是到后来，税率和应税之品，都没有一定，而设局过多，节节留难，所以病商最甚。
《辛丑和约》，因我国的赔款负担重了。
当时议约大臣，要求增加关税，外人乃以裁厘为交换条件。
许我裁厘后将关税增加至值百抽五，然迄清世，两者都未能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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