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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法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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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鞅的“强国之术”
就是要变革当时使秦国停滞不前的旧法度，秦孝公赞同卫鞅的观点，却又有疑虑，因为在秦国的贵族与官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顽固地反对变法的。
依照秦国的惯例，凡国君一时难以决断的大事，应当在朝廷上展开讨论和争议。
于是，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在一次朝廷会议上，围绕变法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秦孝公首先抛砖引玉说：“卫鞅劝我说只有变革目前的旧法度，国家才能有希望强盛。
我担心变法会遭到天下人的非议和反对，一时拿不定主意。
不知诸爱卿有何高见？”
卫鞅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名；事业迟疑不定，就不会成功。
况且比一般人高明的行为，本来就会受到世人的非难；具有独到见解的人，必定会遭人厌疑。
愚蠢的人对既成的事实还看不明白，聪明的人在事前就看到了结果。
老百姓不能够在事前跟他们讨论，只能够在事情成功之后跟他们享乐。
做事高明的人不迎合习俗，成就大功业的人不跟众人商量。
因此，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效法旧的法规；只要能够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秦孝公说：“好！”
甘龙反驳说：“不是这样。
圣人不改易民俗来教化人民，聪明的人不变更法规来治理国家。
因循民俗而教化，不费力却能成功；沿袭成法治理国家，官吏习惯，百姓相安。”
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的话。
一般人习惯旧风俗，学者们沉溺于自己的见闻。
因此这两种人做官守法是可以的，但不能跟他们谈论常法以外的事情。
三代不同礼制都能成就王业，五霸不同法度却都能成就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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