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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和驱动力理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弗洛伊德的《本能及其变迁》《精神分析纲要》等著作，也可以参考《精神分析辞汇》等工具书。
在当代，如果一个人想要就精神分析进行学术论辩，首先需要学习一种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即概念研究（ceptualresearch），其中一个步骤是把《弗洛伊德全集》中有关的字句列举出来，然后进行逻辑分析和反驳，归纳出弗洛伊德本人的概念，并且和同行讨论。
霍妮的时代显然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学术规范，所以霍妮书中所说的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观点如何，往往和这些人实际的概念有一定偏差。
导论
不管从何处出发、路途多艰难，最终我们都将发现精神疾病的根源在于人格障碍。
几乎所有心理学发现都是如此：这其实是一种再现。
历朝历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明白，罹患精神错乱的从来不是平静沉稳的人，而是内心冲突得四分五裂的人。
用现代术语来说，每个神经症患者，不论症状如何，都是人格上的神经症。
因此，我们努力发展理论和完善疗法，必然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神经症人格结构。
实际上，弗洛伊德伟大的开拓性工作日益聚焦到这个概念上——虽然他原本的理论并不允许他这样明确、系统地阐述，但是其他继承并发展了弗洛伊德工作成果的人给出了更为清晰的界定，这些人中著名的有弗朗茨·亚历山大、奥托·兰克、威廉·赖希以及哈拉尔德·舒尔茨-亨克。
然而，他们都没有就这一人格结构的准确本质和动力达成共识。
我自己的出发点则不同。
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学的假想启发我思考文化因素的影响。
文化因素会影响我们对不同性别对应不同气质的认识，这一点显而易见；在我看来，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弗洛伊德的一些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他忽略了文化因素。
我对这一主题的兴趣在过去十五年里日益浓厚。
与艾里希·弗洛姆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这一兴趣，他在社会学和精神分析两个领域都知识渊博，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社会因素在其特定应用中对女性心理的影响。
1932年来到美国后，我的想法得到了巩固。
在这里，我发现人们的心态和神经症病情在很多方面与我在欧洲观察到的不同，而唯一的解释就是文明的差异。
最终我的结论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得到阐述。
该书主要观点是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引发的——具体而言，神经症是由人际关系障碍引起的。
在我完成《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前的那些年里，我追寻的另一条研究脉络则是由先前假设的逻辑引申而来的。
这一思路的核心是研究神经症有哪些驱动力。
弗洛伊德首先指出，神经症的驱动力具有强迫性。
他认为这些驱动力本质上是人的本能，旨在得到满足并且不愿容忍挫败。
因此，他相信这些驱动力的影响不限于神经症本身，而会作用于所有人。
但是，如果神经症是人际关系错乱的结果，那么这个观点就必然有误。
简而言之，我在这方面的发现如下：强迫性驱动力具体来说是神经症性的；它们源自孤独感、无助感、恐惧和敌意，代表着克制这些感受，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方式；其首要目标不是满足而是安全；其强迫性特征源于其背后的焦虑感。
这些驱动力中的两种——对情感和权力的神经症性渴求——首先得以分析清楚，并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得到了详细阐述。
虽然我认为我的理论保留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但至此我认识到，为求更准确的理解而开展的研究已经带我偏离弗洛伊德的方向。
如果弗洛伊德认为属于本能的这些因素实际上是文化决定的，认为出于力比多的需求实际上是对情感的神经症性需求，以由焦虑催生、寻求与人共处的安全感为目标，那么力比多理论便站不住脚了。
童年经历依然重要，但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则另当别论。
这样一来，其他理论差异便也紧随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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