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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被苦难碾压后，一个孤僻型人格者也可能产生病态的依赖性。
需要补充的是，类似的转变多少向我们揭示了以下常见问题的答案：童年以后的经历是否无足轻重？童年经历是否一锤定音地调整、决定了我们日后的人生轨迹？从冲突的视角观察神经症的演变，让我们能对此给出更确切的回答。
可能的情况有：如果早期环境没有严重抑制人的自发成长，那么日后的经历，尤其是青春期的经历，将影响人、塑造人。
然而，如果早期经历的冲击足以让孩子陷入定式，那么新的经历也无法突破这一定式。
其原因部分在于，此人自身内心僵化，已无法吸收新的经验：比如一个过于疏远他人的人，无法容忍任何人靠近自己，或者其依赖性根深蒂固，结果他总是被迫低眉顺眼、被人使唤。
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总是按照既有定式来解释新的经历。
以攻击型人格为例，这样的人若被友善地对待，他们就觉得这要么是愚蠢的表现，要么就是有人要利用他，新的经历只会强化这一既有定式。
如果一个神经症患者确实改变了心态，那么很有可能是后来的经历改变了人格。
然而，改变并没有表面那么彻底。
事实是内外压力相结合，迫使其放弃原有的主导性心态，转向另一极端。
但是如果没有冲突的存在作为线索，这种转变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正常人内心，这三种心态并无理由相互排斥。
一个人应该能对人让步、与人对抗并独处。
三者相互补充，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如果一者占据主导，那只是意味着在某一方面发展过度。
但是对神经症患者而言，三种心态不可共存的原因有很多。
神经症患者内心已经僵化；他被驱使着去服从、争斗或置身事外，不管这样的举动是否合乎时宜，都不敢越雷池一步，稍有行差踏错便跌入恐惧之中。
因此，如果这三种心态强势交会，那他必定深陷激烈的冲突中。
另一个因素显著扩大了冲突的范围，即这些心态并不局限于人际关系领域，而是逐渐在整个人格中渗透蔓延，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整个器官组织里扩散开来。
最终它们不仅影响着人际关系，还影响着人与自己的关系，以及总体上人与生活的关系。
如果对这种扩散性特征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可能会误认为其引发的冲突是成对的孤立矛盾，如爱与恨、顺从与轻蔑、臣服与支配，诸如此类。
然而这种误导，就像在区分民主与法西斯时，仅盯着某一个对立特征，如二者在对待宗教或权力方面的区别。
这确实有区别，但是顾此失彼地强调某一方面，反而模糊了重点：民主与法西斯有天壤之别，代表着完全互不兼容的两种生活理念。
某个冲突，起源于人际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影响了整个人格，这种情况并非偶然。
人际关系非常关键，它必然会塑造我们的品格，决定我们的追求和信仰的价值观。
所有这一切反过来会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二者相互交织，难解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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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互不兼容的心态导致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此可以被称为“基本”
。
需要补充的是，我所称的“核心”
，不只是以其比喻意义表示影响重大，更是为了强调它是神经症扩散的动能中心。
这是神经症新理论的核心，其理论的意义将在后文阐明。
宏观来看，这一理论可以被视为我的既有观点（即神经症是人际关系障碍的表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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