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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常常感到屈辱，因为童年时自己曾经受辱；他们曾经受伤，所以怀恨在心；他们不合群，因为年轻时他们不被理解；他们禁欲，因为他们被像清教徒那样抚养长大；等等。
我并不是指谈话中精神分析医生和患者都要严肃地去理解早先的经历，而是指过于急切地探求童年，只会导致无限的重复，随之而来的是患者对探求当下内心力量严重缺乏兴趣。
虽然弗洛伊德过于强调人生的起点，因而支持患者这一态度，但我们不妨仔细审视一番，这一态度到底有多少是基于真理，又有多少是基于谬误。
确实，患者的神经症病情发展始于童年，而且他能提供的所有数据，都与理解已经发生的具体某种病情发展有关。
同样，确实他不必对自己患上神经症负责。
环境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他无法控制病情的发展。
精神分析医生务必要阐明这一点，然后再讨论其他原因。
谬误在于，对于在童年基础上建立的各种内心力量，患者都缺乏兴趣。
而恰恰是这些力量在他内心发挥作用，潜伏在眼前的困难之下。
例如，童年时他在身边看惯了心口不一的伪君子，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让他变得愤世嫉俗。
但是如果把自己愤世嫉俗的脾气单单归因于早期经历，他就忽视了当下他这么做的需求。
这一需求根源在于，他被多个理想撕裂，不得不将承载的所有价值观一股脑儿抛掉，试图以此避免这种冲突。
除此以外，他还常常偏要承担担负不起的责任，而拒绝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
他总是提起早年经历，以此劝慰自己：即使他竭尽全力，有些挫折也无法避免。
但同时他又觉得自己本可以挺过之前的苦难而毫发无伤，像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理想化形象，因为理想化形象让他无法容忍自己从过去到现在有任何瑕疵或冲突。
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反复拿童年的事诉苦，以此作为一种逃避自我的特别手段，这让他心存幻想，好像自己很爱自省一样。
他外化了这些痛苦，就感觉不到内心起作用的力量；他无法想象生活中的自己是一个积极能动的角色。
既然不再是推进器，那他就把自己当作一个球，被朝山下推了一下，便只能不断往前滚，或者说像一只豚鼠，一旦跑起来，就永不能停下。
患者片面强调童年影响，这清晰地表明了他的外化倾向，所以每当发现持这种态度的人，我就猜测他已经彻底疏远了自我，并被驱使着继续不断远离真实的自己。
我的这种猜测屡试不爽。
外化的倾向同样影响着梦境。
如果在患者的梦境里，精神分析医生成了一名狱卒，或如果患者想进门时，丈夫“砰”
地摔上房门，或如果在去十分向往的目的地的路上发生意外或者遇到阻碍，便说明患者在否认内心冲突，将其归因于某个外在因素。
一个倾向于事事外化的患者，会为精神分析增加很多特有的困难。
他来找精神分析医生时的心态就像去看牙医时一样，期望精神分析医生能在不触及他本人的同时完成治疗工作。
他对兄、弟、妻、友的神经症兴致勃勃，唯独不关心自己的病情。
他大谈自己的生活处境何等不易，却不愿审视其中有多少自己的责任。
若是他妻子的神经症实际并没这么严重，或者他的工作实际并没那么烦人，他仿佛就会诸事称心。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些情感力量可能在他心里起作用。
他害怕鬼怪、盗贼、雷暴，害怕身边报复心强的人，害怕政治局势，但从不畏惧自己。
他最多是出于头脑或艺术上的快感，才会对自己的问题感兴趣。
但只要他在精神意义上不存在，他就根本不可能洞察自己真实的生存状态，因此即使再了解自己，他也难有改变。
因此，外化本质上是一种主动自我消灭的过程。
其可行性根本上在于与自我的疏离，这种疏离也是神经症病情发展中固有的。
自我消灭后，他自然不可能认识到内心的冲突。
但是，外化使得患者更爱指责他人，报复心更重，也更吓人，也就把内心冲突转化成了外部冲突。
更具体地讲，外化严重恶化了冲突：原本推动整个神经症病情发展的冲突，演变成了个人与外界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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