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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860年时，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族仅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29%。
各州的具体情况也基本如此。
在马萨诸塞州，最富有的8%的人口拥有的财富占全部社会财富的比例在1859—1861年间是83%，在1879—1881年间上升到了90%。
经济作家托马斯·
G.谢尔曼指出，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相信他们的国家不会出现欧洲那样的贵族统治和不平等状况，但19世纪80年代末的数据却表明，英国最富有的170的人口只拥有英国全部社会财富的67%，而美国最富有的170的人口却拥有美国全部社会财富的75%~80%。
这些数字的准确程度并非可靠无疑——虽然谢尔曼对当时美国财富集中程度的描述有些夸大，但这样的对比至少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英、美两国的财富集中状况。
在这种状态下，中西部和西部地区农业付出的代价尤其惨重。
对于正在全美范围内迅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来说，最值得注意的可能就是农业人口的数量规模了。
在当时的美国，农业资产仍然占有全国资产总额的近14，超出了工业资产占全国资产总额的比重。
尽管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比起1860年时的80%有所下降，但农业家庭和靠农业为生的小城镇家庭仍然占据着全国人口的大多数。
1893年时，大平原地区的农民生活极其艰难，堪萨斯州州长洛伦佐·勒威尔林提出了其著名的“流浪汉循环”
说，将当时的美国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和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进行类比。
它们之间的相似绝非巧合。
美国农业发展的日益衰落，同半个世纪以来工业财富的近10倍增长，形成了强烈反差。
与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资本主义的兴起时期和英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一样，在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为富翁们的奢侈生活依旧“埋单”
的是农民阶层。
在当时的美国，濒临破产的农民坐在煤油灯前读着关于金钱与财富的小册子，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还有一些人步行或是骑马数英里的路程，去听抨击华尔街财富阶层、贪婪的铁路资本家和大城市银行家的演说。
报纸对于大城市繁华图景的渲染——费城诞生了第一辆电车、芝加哥人开始用起了电话、纽约的市郊如同花园一样美丽——无异于往大平原地区人们的经济伤口上撒盐。
使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的不只是货币供应量的减少，还有银行体系的资金政策。
当时，美国的各家银行都倾向于回收原先发放到中西部地区或是大平原地区的贷款资金，将其重新投放到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或是东部地区的大城市。
与此同时，主要为东北部投资者所控制的铁路企业，又向农业生产者索要高额运费和回扣，从事各种不法行为。
美国南北战争所造成的政治结果，不仅仅是在北部地区建立起了一个代表工业资本家利益的政党，还有农业生产区的政治地理分割，北部农业区和南部农业区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利益。
在商业和金融业发展的带动下，美国的非农业生产地区处于相对繁荣的发展状态，城市中产阶级兴起并发展壮大。
作为铁路资本化主要风向标的美国股票市场价格，在19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也处于增长状态。
尽管现在没有可靠的数据供我们查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美国企业的利润一直在疯涨。
制造业的生产附加值超过了农业。
尽管在1873年以后的6年当中，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放缓，但在随后的20年中，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制造业发展迅猛，为19世纪初美国经济结构的重组奠定了基础。
美国的金融中心——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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