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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进一步说明，奸与贤的界限虽是清楚的，然而，要识别也不是一件易事。
对于佞奸者来说，是因其能以假象蔽其真相，以外表又掩其内心的奸诈，且其谋深术巧，使人迷惑而难辨识。
《吕氏春秋·疑似》指出，物之相似最能迷惑人，它说：“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
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
贤主之所患，患人之博闻辩言而似通者。
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
相似之物，此愚者之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
"这是说，相似的事物最能迷惑人，石似玉，玉工难以辨其真伪；剑似吴干宝剑，铸剑师也难识其优劣；博闻善辩的人似通而实不通，足以惑人而误事，这是贤明君主所虑的。
历史上不少亡国之君自恃见识超人而独断独行，其左右也顺其意投其所好，因而被视为心腹忠臣，正是其君似智而实不智，其臣似忠而实佞奸，致亡国亡身。
最典型例子，就是明崇祯皇帝及围绕在他左右的那班佞臣。
崇祯认为他是英明之主，臣下无人超过他，他的旨意就是真理，与他相左的视为庸才，或逆臣，一直至死都认为明亡咎不在已，而是在于群臣无能。
他相信的都是对他听话、奉承的宦官和佞臣。
正是这些似智、似忠的君臣甑送了明王朝。
但这位似智的崇祯皇帝，他跟其前几代的只想享乐连朝也不上的皇帝确有点不同，他日夜操劳，好像有作为的贤君，故能迷惑人，因而不少人为之惋惜，认为他非亡国之君，而处于亡国之时。
奸佞之人能使人不知其奸诈，是因其用心险而术巧，对此，《元史·列传四十五》有精辟的论述：“奸邪之人，其用心也险，其用术也巧。
惟险也，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
其谄似恭，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务以窥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窃其势以立己之威，济其欲以立己之爱，爱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近亲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
明严嵩就是这样用心险而用术巧的奸佞人物。
严嵩其人无才略，他最大的本事是巧于婿上，窃谋权利。
世宗即以信道求仙著名的那位嘉靖帝，他虽昏庸，却自以为高明，凡拂其意的，不是廷杖，即杀戮；对严嵩则另眼相看，因严嵩善写“青词”
，并作文为嘉靖歌功颂德。
严嵩百事顺嘉靖意，照其意旨行事，故得人阁参与政事。
严嵩虽年过六十，精神焕发，勤于政事，日夜在内阁值班，连家也不回。
嘉靖大为赞赏，赐其银记，文曰：“忠勤敏达。”
严嵩害人不露痕迹，被害的人也不知被谁所害。
凡比已位高的，严嵩表面对他很恭敬，宰伺其过害之，取其位而代之。
崇祯居深宫，大臣难得谒见，只有严嵩得亲近，旨意由他代下，因此他能一手遮天，权倾天下，结党营私，大受贿赂，是当时最大贪官。
嘉靖对他长期信任而不疑。
严嵩之能遂其奸，采取的手法都一样，即前所说“窥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而已，因而“爱隆于上”
，“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
。
佞奸难辨是因其心险而术巧，而贤者难识是因其忠而直，故不为庸主暴君所喜欢。
《元史·列传四十五》谈及知贤之难，是由于有下列几种情况：一、贤者不遇时，或无人推荐，因而隐居不出，必然不为世人所知。
二、人君知而召之出仕却，却不重视，待之如奴仆；或待之以礼，而言不见用；或用其言，而急功近利，且使佞人参与。
因此，难以发挥贤者的作用，也就不为其君所赏识。
三、贤者不为所知，也是因为：人君居于高位，喜听别人的过错，而不喜人说自己的过错，所行是务快已心，而不是务快民心，贤者为公为民必然进谏以纠正其错误，这就使其君很不高兴，不会得到赏识而重用，也因此，君臣就难于相处。
而拒谏喜谀的人君，其左右必多佞人，他们最嫉贤者，必然大肆诋毁、多方陷害，正直的贤者不获罪杀头已算万幸，又何能发挥其才能为国为民做好事呢?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故贤人难知难任。
楚庄王可谓是我国古代识人高人一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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