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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对历史的自我审视，自我反思，成为在当时少有的具有思想深度的优秀作品。
《月食》在艺术上也有着自己的追求。
从总体上看，《月食》是属于现实主义格局的作品，但它显然突破了传统的某些写法，吸收了不少现代艺术技巧；同时，作品中那层浓郁的诗意，又分明得益于我国传统美学的滋养，其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对中西艺术创作技巧的吸收运用上，作者并没有刻意模仿的痕迹，而是随手捏来，举重若轻，显示出高超的艺术创作能力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这一切使《月食》在它诞生的年代里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面貌。
《危楼记事》是一系列中短篇小说的合集，《危楼记事》不再有之前李国文短篇小说具有的对现实冷峻的剖析，或是诗化的抒情，而是让人在那令人发笑的幽默感中去重温那逝去的梦幻般的狂悖的岁月。
《危楼记事》之一，照作者在“小引”
里提示的，是“一篇有关名与利的寓言体小说”
，它通过危楼孤儿阿宝对于利的追求和乡下姑娘阿芳对于名的追求这一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揭示了危楼居民的特质，也就是告诉我们：“文革”
十年中人们斗来斗去无非是为了“名”
和“利”
二字。
危楼中的孤儿阿宝善良、老实，他在为乡下姑娘阿芳的户口和全民所有制的工作花掉所有的积蓄之后，却意外地发了横财，从一对买来准备修理的旧沙发中找到像砖头似的十万元钱之后，他又陷入极度的惶恐之中，甚至招来抄家之祸。
只有当他从钱中解脱出来，办起了“美食家大饭店”
，“为几十个待业青年忙着的时候”
，才真正找到自己的生活位置。
阿芳，由一个流落于街头准备自尽而被阿宝搭救的乡下姑娘，依靠阿宝的力量，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当了业余文工团的演员，由演“样板戏”
中的夹皮沟的群众到唱常宝这个主角，最后又成为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她一直在追求着“名气”
，为了“名气”
，她可以出卖一切，以至于肉体，最后，只有同她的救命恩人“未婚夫”
阿宝分手了事。
《危楼记事》作品的出现，表明李国文作为一位成熟作家在艺术道路上做出的新尝试，当诗化的意蕴和对现实的反思成为其创作标签之后，李国文开始向喜剧化转向，以夸张、变形以至怪诞的手法，达到描述“文革”
中的荒唐事、创造幽默感的目的，李国文小说语言一向老辣，充满机趣，《危楼记事》的语言又增添了幽默感，精练、机敏、俏皮、诙谐。
而这一切，都基于李国文对现实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也为后来李国文创作历史散文，点评历史人物，提供了保障。
除了文学创作，李国文也开始写一些随笔，这类创作20世纪80年代既已开始，而新世纪以来，成为其创作的主要方向。
《大雅村言》、《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李国文读史》、《李国文说唐》、《文人遭遇皇帝》等作品，展现了作者深厚的人文素养，而这得益于作者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习惯。
李国文出身书香世家，自幼好读书，而这一习惯伴随其一生，当年参加抗美援朝，在战斗间隙也不忘翻阅刚出版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
“文革”
期间，他把《红楼梦》读得烂熟，并出版《楼外谈红》等著作。
而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史学著作的阅读，为其奠定了厚实的国学基底，为他近年来历史散文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加之文学家特有的感悟力，使得他的历史散文兼具可读性和思想性。
李国文至今笔耕不辍，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后完成了从小说家到散文随笔大家的转型。
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重返文坛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随笔散文创作，从年龄看，都是一般作家不再“折腾”
的人生阶段了，但李国文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和大胆的开拓精神，尤其是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关注，为自己不囿于创作小圈子而奋斗着。
他对时代脉搏的把握以及超然的人生态度，使得其作品不追求形式上的新与奇，而是内容上的充沛情感和理性思考，可以说，李国文是真正切实地站在中国土地上的作家，他属于人民，属于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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