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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手点着定格了的画面上的一个坐在后排的人影，“你细细看——”
影带的质量不佳，看不清那张脸，不过，分得出是男是女。
我问白涛：“她是谁？”
老人的脸上的表情很古怪，像吞了一粒苦药丸，吐不出又咽不下。
“怎么啦？”
他不急着答复我的问题，摇摇头，把那个录像带退出来，又塞进去一盘。
这是一次环境保护的座谈会，不知在哪个宾馆的会议厅里开的。
我看到会场横幅上，写着“森林与人类，爱护地球这个家”
的响亮口号，便知道会议主旨了。
当然，还有与会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士，济济一堂，共商环保大计。
当然不用说，又是白涛的一个特写镜头，和他大谈南极臭氧层出现空洞，对地球生物影响的宏大话题。
这不是电视台拍的，是他从环保局搞到的，所以，有他的抑扬顿挫，从容不迫的声音。
我不能不服气，这世界上除了由于他的性别，不能生孩子外，几乎无他不能的事，无他不知的学问。
当他在讲到紫外线过度照射的危害，使近年来皮肤癌发病率增多现象的分析时，他又把录像机定格了。
他用不着指给我看，我已发现了在后排的座位上，那位剪短发的女人影像。
在北京，经常在这种场合采访的记者，基本上就是那一拨子，很像京剧舞台似的，戏码在变，主角在变，但跑场子的龙套们，总是那几位一样。
虽然这个短发女人，令我觉得奇怪，但也认为这不值得多么惊讶。
而且，看上去，也不是怎么年轻美丽的小姐之类，老先生即使性亢进，也用不着太激动的，有一个谷玉也就足够他消化的了。
可他继续插进第三个录像带，用不着定格，我在后排与会者之中，又看到了那张齐耳短发的女人的脸，这就使我有点纳闷了。
那是一次纪念二战五十周年的学术性集会，白涛也在那里发表即兴演说，而且讲的是诺曼底登陆与开辟第二战场的历史，好像他亲自参加那次抢滩战斗似的。
就在他讲得兴起时，镜头很清楚地照到了这个看来是他的一名忠实观众的面孔，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谁？”
他不吭声。
“到底是谁？”
他反问我：“你是真看不出来？还是假看不出来？”
我心里早就想到了一个人，但立刻就否定了。
不可能的，一个已经死去多年的老朋友，难道会复活嘛？“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她已经死了——”
“晏波活着。”
他斩钉截铁地说。
一个活得好好的人要死，一个死得好好的人要活，这是什么世道？
我认识晏波的时候，便知道她是共产党，如果像她那样的人居然不是革命党人，那倒是一件怪事了。
虽然她家庭是赫赫王府，她祖先是豪门贵族，她父亲是著名教授，她母亲是富家千金，几乎与共产党无一丝一缕的瓜葛，然而，她却是城工部里负责学生运动的一员干将。
她有一张漂亮的脸，那短扑扑的像男孩的头发，总是朝气蓬勃，总是精神抖擞，总是不断地煽动我们革命。
一看到她，就会想起读过的俄罗斯文学中从事革命启蒙的女性，后来，我们都嘲笑她是本世纪仅剩下的最后一位骑士，一位古典的职业革命工作者。
因为，当我们慢慢地也明白了，革命除了那圣洁，干净，正气，无私的一面外，还有那由于与旧社会脐带相连的关系，而不可免的肮脏，阴暗，污秽，卑劣的一面。
而她，还是像在西伯利亚雪地里亡命的十二月党人，相信革命是那茫茫一片洁白的雪，绝对是纯洁无瑕的。
所以，她那种壮烈得近乎殉道的死亡，在一次雪崩中，无影无踪地消失，也非常合乎她的天真无邪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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