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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鸣。
20世纪80年代初，张贤亮每来北京，常住在俞先生家，我去看张时，发现这位新红学二号人物，那不良于行的样子，颇觉心酸。
估计老先生在“武革”
时期受到的磨难，大概要甚于批《红楼梦》那阵。
因此，只能摸索着在室内蹒跚行走，凡他老人家扪过的墙壁，都留下了指纹和掌模的斑渍。
环视室内，这一圈污秽的印迹，似乎能够体味到这位知识分子在垢辱中度过的那些日子。
悲剧就在于俞平伯代人受过的同时，其实他对脂评的看法，早已与老拍档胡适分道扬镳。
可在人们心目中，一提新红学，这两位就捆绑在一块，正如俗话说的那样，一根绳子拴两只蚂蚱，谁也蹦不开谁，他也就不得不扮演这个反面角色到底。
到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不知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呢，还是他觉得再不说，也许永远没机会说了，所以，1978年他对余英时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以‘自传说’著名的学者，我根本就怀疑这个东西，糟糕的是‘脂砚斋评’一出来，加强了这个说法，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你看，20年代以后，我根本不写曹雪芹家世的文章。”
1985年他对《文史知识》谈话中：“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
“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
大是大非。”
“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这些石破天惊的话，和他180度的急转，使得那些赖红学、曹学、脂学谋生的人，沸反盈天起来。
“您怎么啦，俞先生，你走就走好得了，何必临走临走，还要砸俺们的饭碗，害得我们无以为生呢！”
这就是小师和大师的不同之处了：小师形而下，求实，大师形而上，尚虚。
求实，则重眼前，为适应利害，必然会训练出许多小聪明、小机智、小花样、小滑头；尚虚，则高空邈远，浮想联翩，有所思考，便有所颖悟，心灵的自由要高于物质的一切。
列宁说过，鹰有时会落到后院里来，但它属于天空，最终是要翱翔在崇山峻岭之上的蓝天白云里，那些在垃圾堆里觅食的鸡，无论它怎么飞，也飞不出后院的篱笆。
小师的目光，常常集中在饭碗之内，大师的视线，有时就会超越到饭碗之外。
小师生怕饭碗打翻，饿肚子，大师哪怕饿肚子，敢扔掉饭碗。
这就是为什么俞平伯，敢于否定自己，敢于与从前的我决裂而毫不顾惜，而时下的红学家除了穿旧鞋，走老路，陪着脂砚斋一条道走到黑，不可能有太大作为的原因所在。
功夫在书外，这是从有《红楼梦》研究起的一条歧路，一条永远走不到头的路，也是离《红楼梦》文本越走越远的路。
我们仔细回想红学研究中的几个大热门，诸如索隐派和自传说，脂评本和线索探秘，程甲本和程乙本，曹雪芹身世和生卒年考，江宁织造和李煦家族，敦诚敦敏兄弟和香山，辽阳包衣和丰润曹氏，曹雪芹著作和手迹，西山故居和通县张家湾墓碑……都和《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无太大的关联。
即或是秦可卿天香楼的疑窦，贾宝玉与史湘云的结合，怡红院夜宴座次排列的推算，《风月宝鉴》与《石头记》的残迹，两套年龄体系的谬误，列藏本与蒙古王府本的差异，八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的脱榫……也与作家“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的高度艺术成就，无直接的干系。
但所有红学家仍孜孜不倦地发掘，都希望挖出一个金元宝来，无不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或者，从此在红学迷宫里走不出来，一直到死拉倒。
数十年来，有了红学，客大欺店，也就完全削弱了《红楼梦》；有了脂评，喧宾夺主，也就冲淡了曹雪芹。
我记得利希滕斯坦的《格言集》里这样说过：“世上有关莎士比亚伤口的研究工作，大多已由莎士比亚本人完成。”
据《歌德谈话录》的作者爱克曼说，歌德盛赞莎士比亚，这位大师承认：“不过，我们对莎士比亚简直谈不出什么，谈得出的全不恰当。”
然而在中国，没有一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除外）表现出这种求实求真的精神。
你能指望这些小师们，从后院垃圾堆里跳出来吗？
我一直认为引得红学家走火入魔的脂砚斋，大概像鲁迅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过的一位阔少，读《红楼梦》太深，陷入角色不能自拔，便到四马路的会乐里（清末民初，那是上海滩的红灯区），发出七八张堂会局票，然后，黄包车拉来一群花枝招展的姑娘，莺莺燕燕地围住了他，便派定自己是宝哥哥那样的自作多情，才生出那么多的感喟吧？有的红学家竟拾俞平伯的牙慧，认为这位太滥情的脂评主角，非小说中人史湘云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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