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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不出东西，或写不好东西，其实那是很正常的事。
每个时代，称得上大师的终究是极少数，自封大师者例外。
大多数都是过眼云烟，写过一阵，写过几篇作品，留得下就留下了，留不下也就拉倒，尽到责任，问心无愧，也就算完成任务，然后，创作力衰退了，江郎才尽了，连放个屁也不臭了，不必为之痛心疾首，那就封笔好了。
木匠有拉不动大锯的一天，铁匠有抡不起大锤的一天，为什么作家就没有放下笔的一天呢？
兴起打打太极，懒时睡睡早觉，清晨练练书法，晚上搓搓麻将，钓鱼养鸟，种花栽草，读书看报，颐养天年，这是何乐而不为的快活呢？但所有作家，即使再写不出一个字者，也绝不与文坛告别，坚决笔耕不辍。
名分这股虚火，使他不甘心于林下雌伏，总要产生与同辈、与晚辈决一长短的雄心，哪怕一饭三遗矢，也斗志昂扬，哪怕愈斗愈败，也不肯认输。
而愈败愈斗的结果，就只有借助于文学以外的手段，来收拾他的文学劲敌或假想中的敌手了。
这种文学上的总是悻悻然的赵姨娘辈，便是文学总有热闹的原因。
问题不是赵姨娘不该闹，任何人，受压迫，都会奋起反抗，都应该进行革命，这是正常的属于物理学上的反应。
但是赵姨娘既缺乏站出来与劲敌较量的资本，又缺乏最起码的与对手一搏的勇气，因而不能，也不敢正面反抗；可是，做到逆来顺受，永远不反抗，她自忖作为贾政的小老婆，这名分也让她不肯善罢甘休。
正如一些过气作家一样，还觉得自己当令，还在名片上印上这个理事头衔，那个委员名称，还要在荣国府里卖一份好价钱地招摇。
自然，难怪平儿对这位老人家，就有“着三不着两”
的不佳评价了。
因为她不能像另外一位周姨娘那样，淡泊无为，退让不争，守拙本分，甘于寂寞。
这位被人尊敬的姨娘，未必读过老庄，但生活使她明白，无望地挣扎，还不如一动不如一静，否则，徒取其辱罢了。
但赵姨娘不懂这一点，非常想报复，以致罔顾一切，以致失去最起码的理智，说她是报复狂，大概不错。
所以，中国农民革命最直接的成果，就像“文革”
那样，将所有不顺眼的一切横扫干净。
因此，诉求于更阴暗的捣鬼手段，便是一部分没有多大出息的中国人，最热衷采用的既省事、又省力，而且不露痕迹的克敌制胜之道。
而卑劣者的报复，尤其要从最阴险毒辣处下手，往死里整，绝对不怕残忍、野蛮和失却人性的。
赵姨娘与马道婆勾结在一起，制造的这起大观园里的巫蛊事件，就是下流革命家的典型案例。
小人暗中作祟，防不胜防，真是很可怕的。
这就是王昆仑先生评价赵姨娘时所剖析的道理了：“被压在绝望的深坑底下的动物，她会在阴暗中猛然给人以致命的狠咬一口，只有处在最卑弱最苦难的地位，才会想突然飞到最高的地位上去，这种妄念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诅咒，厌胜，魇迷，蛊毒，是中国神秘文化中最阴暗的一支，有其久远的历史。
因为中国人对于文明的接受程度，远逊于愚昧迷信的影响力，直到今天，种种伪科学的气功大师，到处招摇撞骗，种种带有封建色彩的气功邪教，昌盛于中华大地，种种神乎其神的特异功能，能被人虔信不疑，就是一个例证。
所以，发生在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的巫蛊事件，那样大张旗鼓，从上至下的深信，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现在，那些所谓的气功“大师”
，举办带功讲座，出售带功录像，膜拜者居然像看皇帝新衣似的信以为真。
21世纪的现代人，尚且如此蒙昧，那么在纪元前，人们相信用纸人或木偶，书上仇敌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加以符咒祝诅，尖针扎刺，便可置人于死地的巫术，果真灵验，应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
汉武帝刘彻此时已经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他是中国皇帝中活得年龄比较长的一位。
但老皇帝到了晚年，好像也是一个规律，往往失去早年的英明伟大，渐渐地不清醒起来，昏聩糊涂，倒行逆施，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充]既知上意，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
（《汉书·江充传》）在这以前，“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为大逆无道，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这实际是汉武帝晚年的一场互相倾轧，排斥异己，巩固地位，杀戮对手的宫廷权力斗争，“江充自以为与太子及卫氏有隙，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言上疾祟在巫蛊。”
“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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