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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舶来品”
，道理就在这里。
在一个社会中，能够得风气之先，首先使用“舶来品”
者，通常是握有权势和拥有金钱的阶层，他们总是领导消费潮流的先行者。
然后，洋货来得多了，消费面才扩展到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再然后，洋货已不足为奇了，才能普及到老百姓的消费领域。
20世纪70年代，中国没有彩色胶卷，也没有冲印设备，美国作家维克特访华，在广州，江青会见了她，作了长时间谈话，据此写了后来问世的那部有关江青的传记。
陪同的一位英语翻译告诉我，那时，江青用的是彩色胶卷，送到香港才能扩印，这种超前消费，“文革”
期间，全中国也许只有这位夫人才能办到的了。
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不能消费，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消费，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证明。
我们参观故宫的钟表馆，绝大多数为西洋产品，只有很小部分，出自广东工匠之手，说明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的事实。
于是，拥有洋货，便成为一种特权，消费洋货，便表明非同一般的身份。
《红楼梦》中凤姐的上房里，那自鸣钟“咯当咯当”
响起来，把刘姥姥吓了一大跳，这位乡下人立刻感到自己卑微渺小，道理就在于此。
社会的商品越匮乏，消费的等级观念越明显。
“文革”
初兴，红卫兵起，人手一箍，横扫一切，但其佩戴袖箍的区分，高干子弟为毛呢料，中干子弟为丝织品，普通工农子弟为红布条，就是这种等级消费观的流毒了。
在清代，家中有洋货者，那可是不得了，是这家人具有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的标志。
以和珅为例，乾隆死后，嘉庆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抄他的家。
在籍没的物品中，竟有大自鸣钟十九座，小自鸣钟十九座，洋表一百余个。
他要这么多钟表干什么？一非修理工，二非收藏家，三更不是为了计时，说白了，以此来证明其炙手可热的权势罢了。
曹雪芹也不例外，他是大师，不错；可他，更是一个具有喜怒哀乐、感情丰富的人。
尽管，他写到每桩事情，每件物品，都会让他陷入悔恨、嗟怨、痛苦和无边无涯的自我煎熬之中；然而，中国人灵魂中那种阿Q式的“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
的**情结，在这位伟大的文学家身上，不可能一星点都没有的。
虽然他在北京西郊写《红楼梦》时，已经没落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
，“举家食粥酒常赊”
的地步，但回忆到繁华岁月的往事，尤其笔墨落到洋货的点点滴滴时，仍旧耐不住要炫耀的。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虽然，按刘姥姥的话说，“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
，但是，“内囊儿已经尽上来了”
的“钟鸣鼎食”
之家，没落衰败的颓象，无论怎样的生花妙笔，也遮掩不住。
可作者喝着薄粥，啃着咸菜，还在那儿大写特写莲叶羹、鸽子蛋、烤鹿肉、拌茄鲞，我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打精神上的牙祭；已经穷得“饔飧有时不继”
，还殚精竭虑地、事无巨细地，记录下那奢华年月里，从服饰、器玩，到食品、药品诸多方面的洋货。
也许，这是文学大师深刻揭示封建贵族由盛而衰的真实过程所必需，可也让我们窥察到曹雪芹，对于他家族显赫的昨天，那多少有点病态的留恋，近乎癖嗜的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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