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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所及，一个个身体力行，甚至在家里连裤子都不穿，一醉三个月不醒，服用那种绝对是属于自虐的五石散，男性以涂脂抹粉为荣……诸如此类的表演，比之现在那些泡吧、玩妞、唱怪调、做鬼脸的文坛新秀，不知风流**多少倍？
也难怪这位颜夫子看不惯，到了南北朝，尽管战乱频仍，好像也并不影响士人们的快活，甚至做皇帝的，也兴致勃勃地舞文弄墨，如梁文帝萧纲，就大力提倡写**艳的“宫体诗”
，搞色情文学；如梁元帝萧绎，颜之推曾经侍候过的君主，最后失败时，归咎自己读书太多才丢了江山，一气之下，把历年收集的公私图籍付之一炬。
这些人，只要战火不烧到屋檐下，利刃不架在脖子上，都是倜傥不群、傲视万物、佻达自由、洒脱不羁的风流种子。
宋刘时的谢灵运，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自称，天下的才华总量只有一石，曹子建得八斗，他得一斗，余下的，众人分之，狂得实在够可以的了。
他在浙东地区游山玩水，差不多要一个营的兵力，为他开山辟水，搭桥铺路。
那一份兴师动众，使得深山老林里的老百姓，直以为来了打家劫舍的匪盗。
若是他不这么求快活，而且官瘾也不这么强烈，他的一斗之才，说不定会有更辉煌的成就。
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总势，前不如汉，后不如唐。
看来，作家们太潇洒了，神采俊逸是有的，但指望深沉凝重，就未必如此了。
酒足饭饱、一劲儿打嗝，是无法体会饥饿是什么滋味的；帷幄重裘、熏笼香浓，哪里能知道数九寒天薄衣单衫的可怜。
对作家来讲，太快活了，说不定倒是文学的厄运。
从《颜氏家训》一书，我们知道，造成这一时期的士风，也就是今之所谓知识分子一群人的颓唐习气、浮华文风，有其客观上所给予的物质条件：
南北朝169年间，双方时有夺城掠地、生灵涂炭的战争，也有相安无事、互派来使的和平。
那个写过《哀江南赋》的庾信，就担任过南朝梁国驻北朝西魏国的大使。
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两边都照样地歌舞升平，吟诗唱和，游山逛水，欢宴不断，而江南，斯风犹盛。
因为，“晋朝南渡，优惜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已上，典掌机要。”
但大多数“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
，加之这班人，由于“中兴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
假令有者，悉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
整个社会，从统治者，到豪门贵族，到士大夫，竞相侈糜、贪图安逸、**奢享乐、空谈误国。
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
，所谓“老”
，是指他逗留北方，不得回归的时期中，在怀念故国和感伤身世的情绪中，才形成他苍劲悲凉的独特风格的。
像这样的文章高手，在未“老”
之年，青衣短袖，面白唇红，出入梁国宫廷，在那样的脂粉香腻、玉体横陈的氛围中，也不过是一位在追星族的包围中，擅写绮丽诗文的“青春派歌手”
而已。
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快活文人，颜之推是这样描写的：“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时明经求第，则顾人答，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
于是，联想起时下明星出书，全赖枪手操刀；作家炒作，忙于抛头露面；江郎才尽，犹在制造泡沫；美人迟暮，奔走声名更急的文坛众生相，这一切，与颜之推在书中所言，简直不谋而合。
“当今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恰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
“夫学者所以求益耳。
见人读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鸱枭。
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
“校订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
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更有甚者，一些半瓶子醋，尤为可笑。
“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撆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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