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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侍读张升觉得这是弹劾刘吉的一个绝佳时机，于是立即上疏，历数刘吉十大罪，第一条仍是不回家给死去的母亲守孝。
这封疏文发出后，被刘吉收买的言官纷纷上书对张升痛加批驳。
张升因此被贬谪到南京当一个工部员外郎的闲职。
离京之日，张升的同乡何乔新深为不平，写诗赠张升：
乡邦交谊最相亲，忍向离筵劝酒频。
抗疏但求裨圣治，论思端不忝儒臣。
自怜石介非狂士，任诋西山是小人。
暂别銮坡非远谪，莫将辞赋吊灵均。
张升继罗伦之后，成为反对夺情的第二个牺牲品。
但是，在明代的历次“夺情”
事件中，真正酿成一场大的政治风波的，则是发生在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身上。
关于这一次事件，我已在拙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中作了比较详尽的描写，这里不再赘述。
但我要说的是，通过张居正的这一次“夺情”
风波，明朝的丁忧制度实际上起了比较微妙的变化。
朱元璋以“孝”
治国，作为基本国策的丁忧制，本是统治者收揽人心的手段之一。
但发展到后来，坚决捍卫这一制度的却并不是执政者，而是以卫道士面目出现的清流。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读书人，优点是讲求操守，坚持真理；缺点是不肯审时度势，从国家与朝廷的大政出发作出变通。
忠与孝，是文人坚持的最重要的两个操守。
用他们的推理，父母去世不丁忧，就是不尽孝。
无孝道之人，就是衣冠禽兽，此等人秉持国事，难以让天下信服。
在张居正“夺情事件”
中最后一个向皇帝上疏反对夺情的人，是刑部九品观政邹元标。
他是一位二十多岁的新科进士，“观政”
不算是官职，只是实授官职前的一种实习。
这位年轻的读书人，便是典型的只讲原则性不讲灵活性，敢于坚持真理却又缺乏方向感的那种人。
他在给万历皇帝的疏文中怒气冲冲，语言极为尖刻：
臣伏读敕谕：“朕学问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必前功尽弃。”
陛下言此，实乃宗社无疆之福也。
但朝中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岂独居正？学问人品超过居正者，大有人在。
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可办非常之事。”
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人之五常之道岂不尽丧？于此亲生而不养，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为非常之才”
，岂不令天下士人齿冷？由此推断，必定怀禽兽之心，方为非常人也……
在明代反对夺情的文章中，无论是罗伦、张升，还是与邹元标同时的官员艾穆、吴中行、沈思孝与赵用贤，其语言激烈的程度，都没有超过邹元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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