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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袁枚的生年有不同的说法，我采取了一七一六年说，北京大学编的《中国文学史》则作一七一五年。
有读者写信来问：以何者为可靠？今案袁枚生于清康熙五十五年三月初二，实为一七一六年阳历三月二十五日。
《中国文学史》提前了一年，可能是推算错误或笔误。
】
但也有极少数的【有一两位】读者替袁枚抱不平，说我“吹毛求疵”
，大可不必“多此一举”
。
我谨向这样的朋友道歉。
我承认我是在“求疵”
，但也并没有那么费力去“吹毛”
。
认真说《随园诗话》上的毛已经不很多了，大概经过了一两百年，毛是差不多快要脱尽了。
我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呢？不客气地说，正因为有朋友不是有批判地在爱惜随园的羽毛，而是似乎有点嗜痂成癖。
更有人【一两位朋友】在替杜甫抱不平，因为我在《札记》中有一两处提到杜甫。
一处是第三十一则《泰山》，我提到年轻时杜甫的《望岳》，说他对于泰山也有点“盲目崇拜”
。
另一处是第四十七则《一戎衣解》，我提到杜甫诗句“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是沿用了“一戎衣”
的误解。
但我在文中已经明白交代过：“此误用已成通例，并不限于杜甫。”
所谓“通例”
，是把伪《古文尚书·武成·传【篇】》【的伪《孔传》】也包含在里面的。
但杜甫是我们的“诗圣”
，他似乎已经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
因此，尽管我也指责了我自己：“五十年前，我在辛亥革命后第一次【新正】写春联，曾有句云：‘共和三脱帽，光复一戎衣’，虽【并】无心袭杜，而错误则完全相同。”
但这还不够，我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初期的《归国吟》中还有“同心同德一戎衣”
句。
来信的朋友【为我指摘了出来，并且】说，我“大概是偶尔失神”
。
可是，《归国吟》是在和鲁迅的原韵，故不能不用“衣”
字。
但在这儿的“一戎衣”
我是【可以】当作“殪戎殷”
解释的。
即使不作这样解释，我就再承认一次错误吧，这也不能说我的两次错误就可以把杜甫的一次错误抵消。
【来信的朋友还说：“杜甫是在著诗，不是在弄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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