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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一种准苏俄体制，因权力扩展而导致的腐败，由于缺乏乌托邦道德约束，又挟“胜利”
之势，势必更加泛滥，竟然轻而易举地挥霍掉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民意资源，这在存在强大竞争对手的时候，无疑是致命的。
很“洋化”
的大学生毛培基之所以发生了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化，恐怕起因就在于他对国民党的失望甚至敌视。
在北京城头换了旗帜的时候，大学生对国民党政权失望和不满应该说是相当普遍的，但一步踏到共产主义阵营来，恐怕同样普遍地缺乏一点认识或者说勇气。
像毛培基这样原本没有什么进步背景，同时又身在具有美国和基督教背景的大学的人，居然如此快地接近“组织”
，应该说与他个人的家庭际遇不无关系。
抗战胜利后，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在欢呼胜利之余，忽然发现自己的处境多少有点尴尬，一个“伪”
字总是有形无形地晃在自家的头上。
抗战八年，像梅兰芳、程砚秋那样蓄须明志，守着家底过日子的人能有几个，曾经找份像点样的事做的，这时就难免低人一等。
甚至同样是大学生，那些颠沛流离跑到大后方吃老霉米的，和呆在家里吃日本人配给粉的，也有了高下之分，那时候甚至还流行“伪学生”
这个说法，“伪学生”
跟“伪军”
“伪职员”
同列，具有强烈的贬义。
这种种道德性社会苛求，的确没法让毛培基这样的人高兴得起来。
然而，解放了，情势居然一变，国民党一下子成了比汉奸还汉奸的坏东西（至少在人们心态中如此），原来某些足以自傲的资本，现在统统化为乌有，只要未曾参加过“文联”
和“青先”
这类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原来的“伪学生”
和抗日学生大家都一样了。
知识界经历了一次重新的划线和排列，自然要依据新的价值和标准。
不过，尽管大家再一次感觉到了平等，毛培基甚至因平等的感觉而“进步”
神速，但是这些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却依然有着大体相似的“思想问题”
，比如，毛培基和许多人一样，“常有苏联侵略中国的感觉”
，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耳闻目睹苏联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其实真是很难压住火。
正是基于这种来自事实的感觉，使得毛培基对于新中国“一边倒”
的对外政策感到“不放心”
。
虽然经过学习，毛培基自己说他提高了认识，想通了不少，说是因为“无产阶级不可能有剥削观点，无产阶级的阶级利害是一致的，所以由无产阶级导领的国家，就必定是互助相关，决无利害冲突。”
（原文就是将“领导”
写成导领）显然，这种由大道理推导出来，无论如何都显得牵强的逻辑，是否能真的解决毛培基之类的思想顾虑，无疑是有问题的。
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尽管有过50年代中苏的蜜月，但是两家最终还是闹翻了，反目不仅成仇，而且仇得超过了双方任何一个传统敌手，彻底地不共戴天，原来的旧账还是又在人们心目中被翻了出来，东北的老百姓，在控诉“新沙皇”
的时候，有人说的竟然是当年苏联红军的那点恶心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跟现在许许多多类似的志愿书的命运不同（一般填了志愿书以后，只要支部大会通过，如无特别的意外，没有不批准的道理），毛培基最终被CEL（没被批准）了。
显然，毛培基的家庭出身最终还是构成了某种障碍，虽说解放仅仅才几个月，但地下工作时代那种大学生中的组织发展不太讲究成分的做法已经开始改变，而且，毛对自己历史的坦白和对革命的认识，没有使中共北京市委主管学校工作的组织部门满意，这份志愿书的最后批准机关的意见是：“工作锻炼较少，政治觉悟较低，入团也不久，不批准入党。
宜在团的教育下再多锻炼些时候，以明确其阶级立场。”
也许，由于时代的缘故，毛培基的自传过于坦白过于真实了，几乎没有现在志愿书中惯见的套话、大话和空话，结果，影响到了他愿望的实现，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这份志愿书告诉了我们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透露了那个国共交替时代一个或者许多知识青年微妙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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