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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与摆平和摆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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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我案头有一本刚刚买来不久的书，名叫《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著者应星。
虽然刚到手没几天，可是我已经看过一遍了，这在我这几年的学术著作阅读史上还是仅见的。
这本书讲了几个相关的农民上访的故事，告诉了我们，通过农民上访这条线，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的图卷是怎样展开的，一个个普通农民和农民中的精英，基层政权、县、地以及省和中央政府，以及位处农村的国营企业大河电站之间构成了一场复杂而纠葛的权力博弈，透过这幅画卷，我们看到了一个当代鲜活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解剖开的麻雀。
看过以后，感触良多，有与作者相近的，也有与之稍有不同的，拉杂地写几个字在下面，以飨读者。
上访，如果不是中国独有的，那也一定是这个国度最有色彩的政治现象。
虽然大多数的上访事件都与法律有关系，但它与司法程序中的上诉却风马牛不相及，倒是与中国传统时代（有皇帝的时代）的上控有些类似。
所谓上控就是老百姓有了冤屈，或者是感觉有了冤屈，不满于县太爷的裁决，层层上告，直至“告御状”
把官司打到皇帝那儿去。
上控的思想前提很简单：上面的皇帝是好的，就是下面的贪官污吏可恶。
自然，作为以皇权为中心的传统政治体系，也是有意想要维持这种农民的政治幻觉的，只是维持这种幻觉的代价固然有转嫁统治风险的好处，但由此产生的行政上的麻烦却是难以应付的（告御状的人挤破都门）。
所以，多数皇朝一方面在理论上维持这种皇帝为民做主的政治幻觉，另一方面又在技术上将告御状限制在最小的可能性的范围。
与此同时，在农民中却一直流传着某些“英明皇帝”
或者皇帝派出的钦差微服私访为民做主的故事。
虽然未必农民全都相信这些故事是真的，但是只要他们还不想造反（甚至造反了也有可能像梁山好汉那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打算突破和平生活的底线，他们就宁愿相信皇帝的圣明，坏事都是贪官污吏蒙蔽了皇帝干出来的这种神话。
当然，和平生活的底线与“天皇圣明”
的政治幻觉都是有可能被瓦解的，不然怎么会有一次次的农民起义，一次次的改朝换代，只不过，对于一家一姓皇帝的幻觉消失了，往往又转移到另一家一姓上去了而已。
我们看到，在应星的书里，大河移民也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地区有好人，县里多坏人，区乡是敌人。
这种由近及远亲和度成反比的排列，构成了大河库区农民上访的意识前提。
诚然，维持“上面的光辉”
可以说是“上面”
和农民的某种共谋，没有任何一个最高统治者乐意将最后的政治风险落到自家头上，农民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采取极端手段。
不过在我看来，像书中所云，官方将上访视为上面的某种权力运作技术来使用，至少就国家总体而言，是值得商榷的；也就是说，我认为我们的国家并不是靠鼓励上访来维持“上面的光辉”
。
没错，国家鼓励“检举揭发”
，鼓励逐级和越级“反映情况”
，甚至专门设立了庞大的信访机构和网络，用以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但政府其实要的只是“信访”
而不是“上访”
，尤其不希望“越级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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