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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书中提到，尽管上访精英出于担心报复，一再坚持清查社（乡）干部的贪污问题（从而除掉他们），但是上级工作队一次次进出，却始终不肯在这个问题上松口。
不轻易为农民的意愿而牺牲基层干部，可以说是地方上级党政机关处理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既不是官官相护，也不是保护干部，而是因为对行政体系而言，是基层政权而不是群众构成了它们的权力基础，谁为我出力就保护谁，这是一种常识。
书中认为，上级政府往往要在下级政府与上访的农民之间维持仲裁人的角色，在我看来，那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即使做仲裁的话，也是偏袒一方的仲裁，不到万不得已，几乎没有上级乐意抛出他们的下级。
这个基本原则，是由政府的地位与角色决定的。
说实话，应星书中所讲的大河移民“上5组”
集体上访之所以结果还不错，只能算是一个特例。
首先，那里因电站冲刷所致的土地问题足够严重，已经长期威胁到了农民起码的生存，农民足够“苦大仇深”
，“斗争”
情绪较为高涨而持久。
其次，那里有一小群文化与政治素质相当高的“上访精英”
，其中的“许老师”
作为老三届的高中生，在“文革”
中经受过政治洗礼，而且又有多年的工作经历，这样的人，即使放在城市，也应该是佼佼者，所以足以在经验、智慧上和地方官员相抗衡，居然能够娴熟采用分化利用、请君入瓮，这些政府官员惯用的权力技术，来对付地、县、乡三级政府，而且在不得已采取到电站吃饭方式以示威的时候，也能让农民保持克制，最后全身而退（农民更多实际上是像白杨16组那样，盲目冲动，越轨逾矩，非理性地打砸，难以自控），基本上让政府多次“挤脓包”
的企图落了空，还为农民争得了一定的利益补偿。
最后，大河移民“上5组”
农民集体上访之所以结果不错，还因为有一些特殊的条件。
一是当地有一个水电站，这个电站恰恰是地区重要的财源，因而任何针对电站的威胁行动，都可能引起地区政府的关注。
一般地说来，城里的下岗工人的“闹事”
要比他们的农民兄弟更容易引起重视，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城里人可以到市政府、广场等影响大的地方去静坐示威，而农民则难，大河移民附近的电站，实际上约等于城里人的市政府和广场，因此他们的行动比其他地方的农民较易受到注意。
二是这些农民手里控制了一个作为初步斗争成果的电石厂。
大河移民上访之所以受到上面的频频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坚持的时间特别长。
如果不靠变卖这个电石厂的资产支持上访，仅仅靠那些贫困的灾民凑钱，肯定难以为继。
事实上，大河移民的上访者，不仅有足够的经费，而且还像“公家人”
出差一样，享有补贴。
这两个条件，一个电站是地区政府非常重视的，一个电石厂恰恰是政府根本不在乎的（所以轻而易举地赏给了农民）。
用人家不在乎的资产支持上访，到人家在乎的地方去示威，结果不错当然可以理解。
在本文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忽然对我们这些学者口口声声的“乡村治理”
产生了莫名的反感，不管我们出于什么美好的动机，这种居高临下的“治理”
语境，都可能令我们难以跟“摆平”
与“摆平术”
真正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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