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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学农机的人，绝大多数要分到农场的连队，也就是农垦区的村里。
当时我在别人看来，似乎是相当特殊的，因为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下到村里去做农机技术员，一是留校做公共理论课的党史教师。
读者也许怎么也难以明白，为什么我们学校居然会让一个学农机的学生，去教跟拖拉机和底盘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共党史。
这件事现在说起来要费些工夫。
那个时候学文科的大学生太稀罕，我不太清楚1982年全国文理科学生的比例确切是多少，但肯定很悬殊，因为文科学生大多比理科分得好。
我们那样一个地处山沟里的学校，根本就分不来能教三门公共理论课的学生，所以只好在自己的毕业生里挑，不过一般都在我们学校惟一的文科——农业经济专业的毕业生里找，轮不到我们。
然而，毕业前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却让我有了这么一个“机遇”
。
毕业的前一年，好像又是王震发起了大学生学近代史的“运动”
，而且还搞什么学生自教自学，于是居心叵测的同学们就把我牺牲了出去，让我来露乖出丑。
但是，想不到的是，在运动过程中，学校突然发现在几个系教近代史的学生中，数我侃得还像是“史”
。
也许是一时兴起，居然将清朝的皇帝挨个儿背了出来；也许是钢牙紧咬，居然能将鸦片战争英军主帅的名字念得清楚，就这样，我这个学了一肚皮各种力学和画了厚厚的一大摞零件图和装配图的人，被认定具有教史的天赋。
于是，毕业时我就有了两种选择。
殊不知，这两种选择对我来说，不是鱼和熊掌，而是两头差不多的烂蒜，选哪个都倒胃口。
至于教党史，在同学们看来虽然是改成了文科，但我心里知道，这东西实际上是政治，而政治恰恰是当时的我所反感的东西。
当初我之所以政审不合格，除了因为老爸早年站错了队，做了国民党军官之外，就是自己在“文革”
后期对政治乱插嘴，对“文革”
不敬的缘故。
但是，两难归两难，在那个夏天，我必须选择。
古希腊哲学神话中，据说有在两堆相同的干草面前无法选择而饿死的驴子，而在中国的北大荒，学了四年机械的我却作了一个决然的决定，我选择了扔硬币。
结果硬币指示我留下教党史。
于是乎，别了，我的拖拉机，我的电瓶，我的底盘，还有我打过针的马儿，我骟过的猪们，我变成了一个在同学眼里卖膏药和大力丸的人。
就这样，一路稀里糊涂走下来，最后到了北京，成了真正的天桥把势。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打开了一辆汽车的前盖（当年汽车也是我们所必须学的），发现里面的东西全不认识我了。
也就是说，过了将近20年后，我已经把我大学学的全还给老师了——不，老婆提醒我，我还有一样来自大学的本领：削铅笔。
实际上是给老婆削眉笔（注：比汉代的张敞等而下之），不管多软多容易断的眉笔，我都能削得顺顺溜溜，不断不折，这手功夫显然是当年画机械图削铅笔练出来的。
不过，近来老婆的化妆品已经更新换代，眉笔也换成不用削的了——莘莘学子如我，不亦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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