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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装备好，待遇优厚的新军，原本应该感到不满的是他们才对。
但是，反倒是新军容易出事，这里有缘故。
改革中，由于南方新军比较注重文化水平，因此士兵思想比较新，这样的新，也曾让一部分地方官产生畏惧，觉得这些新军的军官和士兵，有思想上的异动。
好些地方都出现了限制新军的举措，平时不发子弹，演习时限制子弹数量，关键时刻甚至连枪栓都卸了。
但是，明显作为次等军队的巡防营，却从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更过分的是，有的地方官还用巡防营监视新军，造成了跟改革初衷截然相反的歧视。
在各个国家，各个不同军种之间，军人和警察之间，都免不了有冲突。
试想，在大街上，一旦出现口角，有枪有弹和有枪没弹的人之间，肯定前者气更粗，胆更壮。
原本是天之骄子的新军，忽然成了受气包，心气如何能平？其实，当时的思想趋新，是社会的潮流，不见得一定跟革命有关系。
把这种新视为洪水猛兽，其实是一些官员的神经过敏，或者，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思想太旧了。
其实，北洋军也是新军，为何北洋军就比较稳定？北洋军里也有不少学堂学生，甚至留学生，为何他们倾向革命的人很少？很简单，当时没有落到北洋军头上的歧视。
在改革中，新事物和旧事物难免出现干戈和冲突，如果一些官员思想比较旧，喜旧厌新，干戈和冲突就会更加严重。
但解决之道在于不断推进改革，让旧的事物得到改造，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
军事改革，目的就是用新军取代旧军，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国防才有出路。
改革，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就质疑新事物的“忠诚”
。
北洋军也是新军，在当时就没有人怀疑他们的忠诚。
即使在南方新军中，不稳的人，也只是一小部分。
受革命思想习染的新军士兵，即使在被革命党人大规模渗透的湖北新军中，也是少数。
就算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到时候能不能革命，也不一定。
武昌起义时，湖北的一镇一协新军，在武汉的，差不多有一万人，参加起义的不过三千，而且基本上没有军官参与，其中也难说没有被裹挟进去的。
即使按事后革命的人夸张的估计，湖北新军一镇一协一万五千人中，革命党人也不过将近两千，同情革命的人约四千。
事实上，如果不是革命党据点提前暴露，党人花名册落到湖广总督瑞澂手里，而且瑞澂又处置严重失当，杀人示威，导致谣传满天，说瑞澂要按图索骥，大开杀戒，等于反向为革命做了动员，形成了举事死，不举事亦死，而且必死的态势，起义能否如期发动，能否有那么多人参加，都是未知之数。
很多地方新军的不稳，实际上跟地方官的反向歧视有关，这样的歧视，激起了新军的怨望之情。
即便如此，新军的不稳，也不是全局性的。
至于新政任用的大批留学生的革命倾向，更是可疑。
革命之后，很多的人回忆都说，他们自回国那日起，就在准备革命。
参加留学生科举，积极投身仕途都是为了争得日后革命的本钱。
但是，当年留日学生占据了新军的半壁江山，国内的军事学堂，基本上是留日学生在控制。
但当日他们的思想倾向，到底是趋于革命还是立宪？谁能说得清楚。
如果不是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他们能否投身革命，真还不好说。
武昌首义，那么多学堂学生和留学生出身的军官，何以只有一个吴兆麟参加了革命？即使有些人在日本留学时参加过同盟会，也不见得回国后一定会坚持革命立场。
后来的回忆，往往是靠不住的。
比如阎锡山说他和赵戴文两个回国的时候，每人带了一颗炸弹，供发动革命之用。
谁都知道，那时候的炸弹非常不稳定，稍有颠簸，就可能爆炸。
革命党人一般都是在日本学会了制作，在国内制造然后使用。
谁能坐几天的船，从日本带回去？万一风浪颠簸，在船上爆炸，岂不自己害自己？不管事后说得怎么好听，山西辛亥起义，率先发动的不是身为标统（团长）的阎锡山，而是管带（营长）姚以价，而姚恰恰是个所谓的保皇党人。
当然，新政走下去，尤其是以立宪为标志的政治改革走下去，满人的统治，满人皇帝的统治，是不是像呼吁立宪的官绅们说的那样，皇权永固或者“世袭罔替”
？我看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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