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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卫所却不能撤，一直保留到明朝灭亡。
明代省级官员原来是布政使、按察使和兵马指挥使“三驾马车”
，后来发现这样的三权分立没法干活，于是在三权之上加派一个巡抚。
在巡抚成为一省实际上的首长之后，其实布政使和按察使都可以撤销了，两者的衙门（机构）也可以裁掉了，但实际情况却是撤不了。
而且这种职权重叠、官员互相牵扯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清代。
清代将总督也变成实际上的地方官，总督比巡抚高半格，有些地方，比如广东、云南和湖北，督抚同城——一城之内，既有总督又有巡抚，职能重叠、职权打架，但就是不能裁撤一个。
更可笑的是，清代不预立太子，因此太子詹事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但也不能撤，说是留着官职给翰林们做一个升官的中转站。
清朝原来设有漕运总督，督办由大运河转运的漕粮事务，但晚清由于太平天国内乱，原来的漕运之路被断掉，就实行了漕运改海道，这个庞大的漕运衙门已经没有用了，但依旧不能裁撤。
晚清的戊戌维新，在百日变法之时，并没有实行一丁点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仅仅裁撤了一些闲散衙门。
比如撤掉了督抚同城的巡抚，裁撤了漕运总督；在京城，撤了詹事府、太仆寺等十几个闲散衙门。
就政府效率而言，这样的变革即使在旧制度时代，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由于这样的改革，仅仅在京城就涉及万把人的生计，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
为西太后刁难光绪，为难变法，提供了口实。
尽管戊戌维新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最高权力二元结构，西太后担心变法提升皇帝的地位和人望，自己失去权力，但中国官僚帝制结构本身的养人难题，也是一种过于难过的关口。
在旧式的帝制结构中，官僚体系原本是王朝的支柱，但这个体系却有自己运行的轨迹和性格，只要按自己的逻辑走下去，就会慢慢从支柱变成蛀虫和赘疣。
而且，在旧体制存在的前提下，体制自身很难做修补。
中国的官僚帝制，本质上依旧是一种专制体制，这样的体制，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自我修复的能力。
若要修补，前提是必须改变体制。
多少代王朝自身的变法，都是针对官僚体系的问题。
但秦汉之后，没有哪次变法能够完全成功的。
王莽改制，不改新朝还能维持，一改反而葬送了自己。
其余像唐朝的二王八司马改革，北宋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基本上都是失败。
砸人饭碗，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一旦改革涉及官吏的饭碗问题，就会变得举步维艰。
只有明朝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成效，因为没有动人、动机构，仅仅改革了税收政策——把此前非法的摊派，变成了合法的正税，简化了手续，在不太触动官僚阶层利益的情况下，减少了因征税手续繁复对百姓造成的勒索。
即使这样，张居正死后依然因此而遭到清算。
官僚帝制框架下的官僚体制一旦生成，就有巨大的惰性，这个惰性就像天文学上的黑洞，可以吞噬任何试图改变它的人，甚至包括皇帝。
过去历史上的改革难，改革者下场惨，本质上都是过不了养人难题的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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