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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史家一直将这样的惨败归咎为制度的差异。
这个流行的说法，从戊戌维新一直到今天，还在流行。
说是甲午之败是因为日本的变革比中国彻底，中国的洋务运动的变革只局限在器物层面，而日本的改革则深入到了制度层面。
制度的威力，导致了中国的失败。
显然，这是一种过于肤浅的结论。
日本制度变革是一个累进的过程。
甲午战前，日本方才刚刚颁布宪法，召开国会。
此时的日本还谈不上君主立宪，仅仅勉强能算是一个二元君主制的国家。
立宪的制度优势，并不会立竿见影地体现在军事方面。
真正的原因是，在此之前，日本以学习西方为目标的军事改革，已经进行了几十年。
正是在以西方为模板的行政改革、司法改革、军事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基础上，甲午战前的日本才走了政治改革的关键一步——推行立宪，尽管是打了折扣的立宪。
事实上，日本军事改革的成绩不能算在政治制度上，刚刚实行的国会君主二元体制对于日本强军计划，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跟日本一样，中国的军事改革也是在19世纪60年代起步的，也同样是以西方为模板。
连具体学习目标都异乎寻常的一致——海军学英国，陆军学普鲁士。
显然，当年世界公认，这是两个最优秀的样板。
很明显，两国都受《孙子兵法》中“法乎其上”
思想的影响，中日两国的选择当然不会两样。
但落实到具体的学习过程，中国人学的马虎，有始无终；日本人学的认真，有始有终。
甲午战争时，中国陆军的主力是淮军，而淮军本身就是学习西方的产物。
在某种程度上，李鸿章的淮军就是华尔和戈登的洋枪队的扩展。
正因为如此，淮军打败了太平军中最精锐的李秀成和谭绍光的部队。
但是，这支完全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军队，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虽然武器装备与时俱进，不惜血本，但学习西方的步伐却放慢了很多。
部队的训练，止于立正、稍息、齐步走的洋操，而且练兵不练官。
军官依旧行伍出身，不懂一点现代军事常识。
培养军官的北洋武备学堂拖到1885年才成立，不仅规模小，而且教学也马虎，毕业生迟迟不能替代旧式军官。
到甲午开战时，淮军依旧是一支由旧式军人统带的军队。
这样的军队，连基本的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都不懂，军队的训练、武器装备的更新换发、后勤供给都一塌糊涂。
士兵连起码的武器保养，甚至瞄准射击都不懂。
一打仗，就向着想象中敌人的方向开枪就是。
太平天国覆灭不久，一个英国军官访问中国，发现中国士兵给步枪压药（当时还是前装枪）的姿势严重失误，居然把探条对着自己。
而且射击的时候，眼睛居然不看着射击方向。
这样的状况到了后膛枪炮的时代，也没有多大的改进。
士兵还是不知道瞄准射击，一上战场不管看没看见敌人，就拼命地放枪，等到随身带的子弹打完了，就转身撤退。
炮兵用着那么好的火炮，口径、精确度都比日军的强，但是不知道间隔射击，即使看见敌人，也瞄不准。
在甲午战争中，只有小口径的机关炮对日军威胁最大，因为它实际上是被当机枪使用的。
但是由于射手不懂掩护，也没有步兵掩护他们，很容易就被日军定点清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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