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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缠和放之间，我们应该选择放，也只能选择放。
虽然放足并不意味着现代，而缠足也不意味着传统，但放足和禁止缠足意味着相对人道一点。
尽管我们说，在放的过程中已缠的妇女会产生某些“崩落”
的情绪，但是放的结果是免除了更多女子的缠足的痛苦，所以还是值得的。
显然，我们不可能为了维持缠足妇女们“美的化身”
（杨的用语）地位，就此继续缠下去。
实际上，杨兄作为清史专家应该知道，当时真正的问题倒不是放足妇女的失落，而是放得不彻底。
“二万万中国女性”
的绝大多数其实并没有执行民国政府禁止缠足的禁令。
抵抗禁令的，不仅有已缠妇女，更有姚灵犀等一班儿“‘莲’国不叛之臣”
。
但是，禁令和对天足的鼓吹，毕竟使欧风吹到的地方，父母们贯彻缠足的旧习不那么坚决了。
我的母亲，就因此而顶住了外婆要她缠足的压力，没有变成小脚。
对此，外婆和母亲后来都感到十分地庆幸。
对于杨文所念念不忘的“数千万缠足女性在放足过程中的呻吟与挣扎”
，实际上我也有是不是太过分了的疑问。
作为一个不太成器的近代社会史的研究者，我也爬梳过这方面的史料。
在民国时期，暴力强迫剪辫现象相当普遍，但暴力强迫放足却不多见，类似杨文所列“沿街鞭足”
的镜头从未听说过。
将缠足妇女的裹脚放开，逼着她们赤足走路以取乐的事情是有的，但跟禁缠运动无关，一般都发生在那些打进中国的洋人军队身上，包括军阀张宗昌的白俄兵。
至于《采菲录》念兹在兹而杨文随声附和的所谓缠足女性放足的痛苦，似乎更是可疑。
放了的小脚穿大鞋固然是不舒服的，走路的确是不如缠时方便，但这是刚刚放足时的情形，很快人们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穿跟放开的脚相匹配的袜子和鞋子。
这种鞋袜比常人的小，但却比三寸金莲大，结果放足的妇女不仅走路与寻常无异，而且免除了天天缠缠放放的麻烦，各家的院子里，也不用再挂许多长长的让外国人好奇的裹脚布了。
我这么说，是出于亲眼所见，虽然余生也晚，不唯赶不上清朝，连民国也没摸着，但我的奶奶和外婆，在我出生之后，都是这么一副“解放脚”
（缠后再放的）。
小的时候，像外婆这样的小脚老太太还挺多，很多同学家里都有这么一位或者两位，那时出于好奇，问过，看过（脱掉鞋袜），更听她们讲过。
长大以后，做社会调查的时候，也顺便做过一点访谈，自信还是有说话的资格的。
至于《采菲录》上讲的，让杨念群兄读了“心热”
和感动的，说是放足到了寒季“十之八九会犯冻疮，到了春天溃烂得无法移动”
的情景，无论如何我是不能相信的。
凡是在北方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冬天的时候，鞋袜越紧，就越容易被冻着，因为裹紧了血液循环不好，这个道理放在放足的妇女身上一样合适，断没有放开了反而容易受冻的道理，除非鞋袜不防寒。
我的外婆曾经跟我们家在天寒地冻的北大荒（冬天零下40度是寻常事）生活过很长时间，她的那双解放脚并没有发生过那种可怕的情况，而且绝没有想到过要复缠——那种令杨念群兄十分感动，由姚灵犀们提出的建议。
我真的不知道，杨兄何以如此坚定地认定，姚灵犀辈提议复缠，是为了关注和同情所谓“过渡期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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