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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历史性的握手，打开了中美之间的大门。
就在此时，刚满15岁的杨燕子就随母亲来大陆探亲了。
对于她的母亲来说，是重访离别27年的故乡，而杨燕子则是第一次看到她妈妈天天想、天天念的中国本土，她要睁大眼睛看看这个陌生的世界。
在广东边防哨卡，她第一次感到了东西方的不同。
边防哨卡上的盘问并不能消减母女俩思乡的热情。
杨燕子拉着妈妈的手，一踏上家乡的土地，就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着她。
湖南湘西是她父母的故乡，家乡的亲人们都赶来看她们。
纯洁朴素的面容，亲切的话语，浓厚的乡音，使这个生在美国，在纽约长大的华人女孩，强烈感受到比酒还浓的乡情。
“也许，就是那次旅行，影响了我的一生！”
杨燕子回忆说，“我那时就有一个梦，希望美国和中国之间能有座桥，两个地方‘的人能通过这座桥相互来往，彼此了解，就像是走亲戚串门儿一样！”
她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母亲在联合国工作，他们像许多移民到美国的中国父母一样，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工程师、医生或设计师。
而杨燕子已经被自己的根——中国那古老、灿烂的东方文化所吸引。
她在布朗大学（Browy）读书时，就开始主修中文、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接着她又在哈佛大学进修了一年半的中文。
当时的杨燕子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懂上海话，她开始寻找去中国工作的机会。
她请所有的老师和朋友帮她的忙。
“我那时心情很迫切，那不是一种要去一个地方旅游的迫切心情，而是一种非去不可的渴望，好像是有一股超自然的力量在推动着我！”
1980年，她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中国文学》编辑部英文版工作。
要知道，那时去中国大陆工作的机会并不多，她为了来中国工作费了很大的周折。
在北京的一年半时间里，杨燕子找到了感觉。
她像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穿着深蓝色的上衣，骑着自行车上下班。
由于她的装束和她流利的普通话，常常在出入国际俱乐部等涉外场所时被公安人员拦在门外，问她：“你哪儿的，找谁？”
有一次，她还被公安部门扣了起来，说她是“假华侨”
，直到她出示了自己的美国护照才被放走。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切都在萌动。”
杨燕子回忆说：“中国人都在**澎湃积极地投入到改革的浪潮中去，那也是文化艺术领域相当活跃的时期。”
就在那时，杨燕子在中国结交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
她与电影的缘分，也许就是从认识当时在大陆很有争议的导演彭宁开始的。
彭宁刚导完白桦编剧的《苦恋》（又名《太阳与人》）。
尽管这部电影当时没有公演了，却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
“我为银幕上中国人的形象而激动！”
杨燕子说，“在中国的电影里，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人的形象，使我很振奋。
这与以往美国电影里丑陋渺小的中国人不同，同时，我也希望所有的美国人能在美国的电影院里看到真正能展现中国人形象的电影。
那时，我心中梦想的那座‘桥’逐渐成形、清晰，那就是‘电影’：她可以飞跨中美两个大陆之间，把两国人的心紧紧地联在一起。
我渴望着我能成为这座桥梁的架桥人！”
架桥
怀着这个愿望，杨燕子从中国回来后，进了哥伦比亚大学修商业硕士学位。
毕业之后，她马上移居西海岸，寻找“建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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