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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断插话，问话很有趣。
一位美国人一边做笔记，一边问：“长征路上打过仗吗？会死人吗？”
“第一队逃过了国民党的掌下，从江西东部到江西西部，一般都是晚上急行军，长征中确实有很多人死了，斯诺说一天死几个人。
途中有些小战役，到了江西、湖南、贵州，红军想往北走，国民党把他们切断了……”
一位近90岁曾经写过南京回忆录的老教授举手问：“听说很多‘裹脚女人’也长征了，她们怎么行军？”
“有些坐驴子，有些终生残疾。”
另一位美国青年满脸狐疑地问：“长征中的女战士生下孩子后怎么办？”
“有些活下来，有些死了，后来部队强调在长征中不能生孩子，不能怀孕。
第二部队也有生孩子的，贺龙的太太刚生下孩子本来想留下给一个家庭，但后来没找到，就把孩子放在马背上长征。”
有一位大胡子美国中年男子问得很认真：“那时红军没有手机，南方和北方怎么知道走到哪？怎么汇合？”
“靠发电报。”
回答到这里，海伦陷入一种忧思，我发现她眼中透过一丝遥远的伤感：“有些女战士被敌人抓了，敌人酷刑逼供，但她确实没法告诉敌人她发的电文内容，因为她们是文盲，所以就算她想给敌人提供什么也提供不了。”
“我曾访问过离开长征的女人，有一个被敌人抓了放出后回到江西老家，这人现在还活着，精神很好。
有一个长征的女人生了孩子交给姐夫，姐夫抽鸦片没钱，就卖掉了这孩子。
一般女人生下孩子后就要跟部队跑，会有一个男战士帮忙抱婴儿，有些生下来被老百姓收养，有些生下来丢进马桶死了……长征留下多少人？很难说，谁都没有准确的数据。”
当我在美国亲历海伦的演讲，当我坐在第一排心潮澎湃地融入每一位观众的情绪中，我才发现被中国的年轻人所淡忘的这一段历史，在美国人心中是那样赋予传奇和震撼。
一路采访，一路感动
海伦现工作于斯坦福大学，她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
这大她有一个学生专程请假来到她的家，海伦说她的中文只限于生活用语，要流畅地表达思想，就要找个“拐杖”
。
在她书房的一幅挂画下，我们谈到了写作此书的初衷，那是1979年，海伦在北京广播学院教书。
她有一位很好的同事叫王卫华，她的母亲参加过红军长征，现在是中国青年儿童基金会的理事。
有一天海伦去她家做客，看到了红军的旧照，便萌生了一种走进红军故事的冲动。
于是，大家鼓励海伦写一本红军的书。
因为海伦在大学学过中国历史，用口述的形式写过一本有关宋庆龄的书，她觉得可以试试。
这一试不要紧，海伦一陷就是16年。
为了配合海伦的采访，来自江西的两位红军女战士，坐着一辆吉普车从很远的地方经过长久的跋涉把海伦接到了家里。
海伦穿着花布袄，盘腿坐在贵州遵义的土坑上，与乡亲们一起吃小米粥，烤芋头，粗茶淡饭。
她还学会了缝针线，学会了骑驴子，还学会了用木桶在井里打水……她说：“这种苦跟红军相比，算得了什么。”
一路采访，一路感动。
她说有些人与事，她一生也不能忘记。
她现在还记得赛先任和赛先佛两位红军亲生姐妹的故事。
赛先任是姐姐，在长征途中刚生下婴儿不到三周，妹妹就在过草地时分娩了。
那时分娩没有医生，全靠姐妹们在一旁帮忙，完全靠个人力量战胜分娩的痛苦。
三周前姐姐分娩时是怀孕的妹妹打碎一块瓦片将婴儿的脐带切断，血淋淋的双手抱着姐姐说：“姐姐，生孩子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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