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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轻视，从而迟迟不能向文治转化，只有到了宋太祖赵匡胤那里，才用杯酒释兵权这种果断而机智的办法，使统治的车轮走向了正轨。
元末明初的军阀现象的发育过程有点返祖，与东汉末很相像，因为它们发生的时机、条件有类似的地方。
两者的差别在于元末不存在像东汉末那么普遍的地主豪强，南人和汉人地主连拥有武器的权力都没有，加上元末动乱本身具有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所以元末军阀多由农民起义军转化而成。
从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到宋都（小明王韩林儿之都）汴梁失守可算做军阀的诞生期。
由于红巾军民族大起义的触发，各地以起义名义开始割据。
从宋都汴梁失守到朱元璋吞掉陈友谅，可视为军阀的发育期，军阀群中朱和尚木秀于林。
从陈友谅败亡到张良弼、李思齐、扩廓帖木儿等北方军阀相继败亡北逃，为军阀的成熟期，这期间朱元璋依次削平了南北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
最后以朱元璋大杀功臣的极端手段，完成了武治向文治的转化。
整个过程与东汉末年极为相似，都是以某一个军阀个体为主线演进的。
近代军阀的生长过程是由几次蜕变构成的，由湘淮军一变为北洋军（包括各式新军），再变为青天白日旗下的国民党军。
像数次脱皮的蚕，每蜕变一次，躯体都要长大若干，形态也更为完备，胡、曾、左仅仅是雏形，而蒋氏集团已经变成巨人了。
从外表上看，近代军阀的生长过程与古代并无二致，而其内涵却有质的差异。
因为尽管近代中国是被人推出中世纪的，但其社会性质毕竟产生了质的飞跃，在军阀背负着传统的重负踉跄而行的时候，时代悄悄地在它的背后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首先，在工具上，近代军阀经历了从传统冷兵器到现代热兵器的演化，近代军阀是用近代大机器工业的产品装备起来的“新式军队”
。
其次，在制度上，近代军阀的军队组织是以近代西方的军队制度为标准重建的，由羞羞答答的军、镇、协、标到名副其实的军、师、旅、团，体现了某种刻意模仿的苦心，和学习西方的努力。
再次，影响军阀发育过程的外部因素，不再仅仅是头脑简单、蛮勇有力的少数民族，西方列强的干预，每每使军阀的演化带有更多的殖民色彩。
所以可以说，造就近代军阀的社会大动乱不仅仅是周期性封建王朝的回归热，近代军阀也不仅仅是王朝末世的产儿，在它身上，还带有几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进行的物质和制度两种层次反思的痕迹和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创痕。
从上述四种军阀现象的发育过程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一、军阀从降生到成熟，从来就不是纯职业军人的集团，每个正在发育的军阀，都是军绅的混合体，而且随着军阀的成熟，逐渐向绅军转化。
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军阀对群体内部秩序的巩固，群体的凝聚，向来是十分着意的，尽管有时军阀在破坏外部秩序，有时致力于恢复外部秩序，其内部的巩固与强化始终是军阀政治的核心问题，这个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传统政治教化功能的局部恢复。
每个历史时代的动乱时期，无一不伴随着传统意识的危机。
社会政治系统紊乱之先，往往是人们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的解体。
统治者统治不下去了的最大征兆，就是普遍的对统治意识的迷惘和背反。
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在每一个军阀时代都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不同层面杂多意识的冲击和挑战。
有时是来自下层的太平青领教和弥勒教；有时则是来自少数民族的游牧意识；有时还要面对佛教和拜火教的冲击。
到了近代，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则有被根本颠覆之虞。
作为动乱时期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演员，军阀一方面以它**裸的暴行把传统道德推向了一个无比尴尬的境地，事实上成了传统道德的最大背叛者和破坏者，另一方面又极力恢复被它亲手践踏了的传统道义和价值。
这种行为上无可调和的内在分裂，使得军阀在意识领域扮演了某种矛盾重重的角色，比起传统社会常态的统治者来，更具有戏剧和传奇色彩。
近代军阀是历史的产儿，也是时代的产儿，19到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全面介入，东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巨大冲撞，使得近代军阀具备了他们前辈所没有的双重性格，也使得他们看起来比其前辈更加惶惶不安于内部的裂痕，煞费更多的苦心寻找资源的结果，从而使近代军阀的统治意识更富滑稽意味。
病笃乱投医的结果是，从堂而皇之的纲常礼教到极不驯雅的江湖义气，从装神弄鬼的喝符请仙到肃穆庄重的教堂礼拜，从朱熹到俾斯麦，从王阳明到希特勒，在近代军阀的意识拼盘上都可以找到各自的位置。
军阀意识是一个多少年来从未有人触及的领域，揭开一个小小的窗口，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丑陋的世界，其中的某些垃圾也许今天还在被当成点心出售。
本书以近代形态较为完备的军阀为对象，对他们的维系意识作其时态的定格描述，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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