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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驾驭?”
答:“像把牲口驾在车辕内的一样。”
“不走咋办?”
“打。”
于是他做结论:“牲口口边有两条掣手,要他向右走,拉外边的掣手;向左走,拉内边的掣手,不走然后再打,方是正当办法。”
又问一人:“你当县长,劝农民种什么?”
答:“糜谷。”
“为什么?”
“收成多。”
他做结论:“为政不在多种田,主要培养性中田”
(即良心道德之意)。
◎认真的道德家。
山东行政费支绌,督军张怀芝提议官吏减薪,并自动减薪一千元为之倡。
大小官员不得不从,一律按八成发薪。
秘书把减薪名册呈上去,他动笔把本人减薪一项涂掉。
◎钓饵。
当然,信义观念在军队中并不是通行无碍的,往往被割裂成亲缘、地缘、教缘、帮缘等小块,只有在这形形色色的小圈子里,信义标准才能贯彻无违。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只有靠小圈子之间的互助,士兵才能生存下去,才能顶得住战火的考验。
虽然,士兵群的纵向道德意识忠孝准则被横向的道德联系信义观所冲淡,但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彻底消失,只要军阀稍假辞色,好言抚慰,改善一下军需供应,抑制一点军饷的中间折扣,效忠报恩意识就会重现于士兵群,我们在冯玉祥、吴佩孚的嫡系部队里,都能发现这种已经失落了的道德踪迹。
具体的道德价值取向表现为实实在在的雇佣道德。
士兵们把过去扛长打短时的雇佣道德搬来军中,像为人佣工一样,视待遇的好坏,定出力的大小,如果酬劳足够多,玩命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军阀每逢攻城夺地的紧要时刻,总要开出赏格,激励士兵向前。
换言之,没有重赏,任何攻坚战都玩不了。
蒋介石练黄埔新军,说是靠主义打仗,但组织敢死队攻城,还是要升赏格。
第一次直奉战争前,曹锟因与张作霖是亲家,曾一度主张求和,但奉系一再进逼,曹乃下决心要战,遂口授电报一封给吴佩孚:“你即是我,我即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
秘书要改为文言发拍,曹锟将手一挥说:“不必了,快去发吧!”
◎人急了可以看出来。
1925年12月,国民军李纪才部曾一度打到洛南城郊的八里洼,而这时张宗昌还在督署与几个妓女饮酒取乐,对此部下多有议论。
后张部一战获胜,张十分高兴,马上召集部队训话,说:“这些天,有些军官坏小舅子们给我造谣,说我吓得不敢出督办公署的门。
我并不是不敢出门,而且恐怕一出门,这些造谣的王八蛋,又说我是逃跑了,所以我才不出门。”
◎会打的不如会说的。
这种雇佣道德有一种被养感觉相支撑。
正像没有觉悟的农民以为地主养活了他们一样,士兵们囿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不可能意识到军阀恰是造成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悲惨境地的罪恶渊薮,所以对给他们粮吃的军阀,多少有一点“被养”
的感觉,这种感觉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战时至少打几枪,平时跟着军阀走,类似奉系军阀郭松龄倒戈时郭部士兵流行的“吃老张家饭,不打老张家人”
的论调(因为郭倒的是张作霖的戈),以及洪琛话剧《赵阎王》中的一个老兵教训另一个想跳槽的士兵的话:“上头花钱养着咱们,为的是有了事,怄气讲打,咱们拼着性命出个力,争这个面子,这才叫忠心,你现吃着他的粮,上别处去干,太不懂得恩典啦!”
士兵群这种由被养感支撑的雇佣道德,其情感色彩是非常淡薄的,也不像西方现代社会的雇佣意识包括那么多义务和责任感的成分,但是它毕竟是士兵亚群与整个军阀集团的主要道德联系,只要存在这种联系,军阀就能存在下去。
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军阀间竞争的加剧,战争的烈度加剧,死伤率大增,军阀们愈来愈意识到仅仅有这种松散的联系是非常不够了。
孙传芳提倡“三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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