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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掉了，就让人捡起来再戴上，他们在一旁看着，哈哈大笑。
有时甚至直接把“在任”
的清朝官员的顶戴摘下来，扣在苦力头上，看着双方的窘态，自己乐不可支。
这样的故事，到了上海租界，居然成了常态的演义。
有段时间，凡是在租界里服役的中国人，无论拉车的还是运东西的，甚至佣人，一律戴大帽子。
这顶大帽子，虽然未必是正牌的官家顶戴，但却跟官帽子一模一样，摆明了，是拿我们的朝廷命官寻开心。
拿一个国家的朝廷命官寻开心，无疑是对这个国家所有人的羞辱和嘲弄，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多来华洋人的共同爱好。
但有意思的是，这种羞辱，在当时并未引起被逼参与其间的中国百姓的强烈反感，所有的苦力，都很顺从，戴也就戴了，洋鬼子开心，他们也无所谓。
你可以说，中国底层的百姓麻木不仁，没有民族意识。
也可以说，中国的官，其实跟老百姓的距离，并不比洋人跟百姓更近。
在很多情景下，百姓对于官员，甚至满怀怨恨，辱官，不等于辱民。
每次洋鬼子打进来，都有胆子大的百姓，主动出来跟洋人做生意，而中国的官方，却一面千方百计在自己的国土上防止洋人的奸细，一面担心刁民乘机造反。
如果说，骆秉章纵容猴子羞辱他的随从，暗含着官场位居高位者对小官吏的轻蔑，洋人捉弄中国官员的帽子戏法，却隐含着中国古已有之的官民裂痕。
自中国的大门被人用大炮轰开，中外冲突，一直多体现在官员跟洋人之间。
清朝官方花了很大的力气，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也由于基督教在华如水银泻地似的传播，才在民间激起了以民教冲突为象征的华洋民间层次的对抗。
即便如此，杀洋灭教的义和团，也一样仇官，动辄平白无故地把官员拖出轿子，加以折辱。
没办法，即使在对抗西方侵略之时亟需官民合作，但现实却处处是官民敌视。
这种分裂，如果有人点明清朝统治者其实是应该被驱逐的“鞑虏”
，那么，作为披发左衽胡服一部分的大帽子怎样被羞辱，就更没有人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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