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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慢慢地等待时间、等待因缘吧。”
在一生岁月中，我遇到许多发心的大施主，像吴修齐、曹仲植等人，我也为他们的发心刻石，表扬其功德。
但是有一些施主，比如像嘉义的丁瑞霞，几十年来，每个月都给我一千块，一直到上个月，我都还收到她寄来的一张千元大钞。
我也没有特别谢谢，也不知道究竟她要寄到什么时候。
宜兰大学的教授林清志、林秀美夫妇，每个月寄给我三千元，我也没有回函谢谢，就替他们把钱转存常住去，但就是他们的恒心非常难得。
佛门里有谓“菩提心易发，恒常心难持”
，他们的这份恒常心，是很可贵的。
与林清志（左二）、林秀美（左一）伉俪阖家及林清志教授胞姐林美月师姑（右一）合影（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所以，我在发起百万人兴建大学运动的时候，主要就是希望每人每个月出一百元，以三年为期，三年缴完，就是大学委员了。
有人说，一个月一百块，三年才三千六百块，我一次交给你就好了。
我认为不妥，一次交三千六百块，有钱不难，但是你能够每个月一百块、一百块这样的缴交，你要三十六次才会缴完，这份恒心就已超越一时的菩提心了。
我一生中，比较不喜欢的事情就是收红包，可是，红包却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之一。
尤其是佛教里，法师和信徒之间的往来，在信徒的想法中，他们对佛祖可以上香、献花，对一个师父，他只有送个红包表示心意。
可是，像佛光山有一千多个出家人，假如信徒要送红包，真是送不了。
因此我鼓励大家，你只要送一个红包就好了。
常住会把它聚集起来，过年过节了，再分给大家。
可是信徒们不知道各自为了什么，总是喜好要送红包，我就不来这一套。
比方我在台北普门寺，有的信徒要给我的红包，几年都送不到我手上。
偶尔给他遇到了，放在皮包里的红包拿出来，都已经烂了。
这份心意实在是让人感动。
不过，信徒们也不必要给红包，在佛门里，布施供养，是初品的功德；假如出一点力气，那是二品的功德；如果能可以说好话，那就是三品的功德。
其实，不一定用钱，也不一定出力、说好话，只要肯得随喜欢喜，看到人家做好事，我们随着欢喜，那是上等上品的功德啊！
五十年前，我所以从繁华的台北，来到比较乡村的南部高雄，我心里就感觉到，平安比金钱重要，无求比金钱富贵。
钱不用，只是自己积聚很多；能施舍，就能广结善缘。
因为钱财如水，流来流去，所以中国古代的记账叫做流水账，既是流水，流动、广结善缘，才是金钱的价值。
当初佛陀建立僧团依“六和敬”
共住，当中有一条是“利和同均”
，也就是说大家的经济要均衡。
而我建设僧团后，也一直希望要做到这一点。
曾经，在筹建佛光山时，我设计了一个制度，每个月集合徒众一次，在我座位屏风的后面放一笔钱，每个人轮流经过一次。
我告诉徒众们，要多少钱都可以拿，不要拿的就不拿。
不过，拿钱的人并不是很多，可见得出家人的性格还是不贪。
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我看到僧团里，虽然同是出家人，有的人，因为用具皆全，有钱，对他而言也没有用，你给他单银一百元，他也用不上。
但是对有些徒众来说，他就是得到一百元，想买一双鞋子，一百元也买不到啊！
我感到僧团里的贫富还是不均的，所以，我就实践“用者所需”
这个制度，我觉得这才是公平。
其实，这也可以说是真正地做到一种“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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