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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萧天赞先生也没有资格为我作保证，如果他明年调职了，或下台转换职务了，我去找谁来兑现这个承诺呢？
成立佛教青年会一直以来都是我的志愿，但是对于他费尽唇舌的劝说，期期以为不可，我也只有同情他的处境和困难了。
只是这时的我真是心灰意冷了，就对萧天赞先生说：“佛教，不可为也；国家，也不可为也。”
关于成立“中国佛教青年会”
的一些资料、章程，分别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九七九年一月的《觉世》旬刊七五四期、七五七期刊登过。
可惜“中国佛教青年会”
还没有诞生，就已经夭折，为佛教的前途写上了“不可为也”
的感慨，令人感到惋惜。
后来，曾担任“行政院”
政务委员多年，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的董树藩先生（一九三二年出生，内蒙古人）有一天忽然来找我，要我成立“中华汉藏文化协会”
，并表示这个组织能与蒙藏委员会同步来往。
我很能了解他的用意，因为在当时，蒙藏佛教的问题很复杂。
自从一九五九年，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私自出走，在印度达兰萨拉成立流亡政府后，西藏人士对于过去国民党施予的分化手段，以及对他们的种种欺骗、打击，便极为仇视。
因此，董树藩先生也就希望透过我成立“中华汉藏文化协会”
，作为汉藏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
但是我心想，我对西藏佛教一无所知，既没有和西藏佛教往来的因缘，也不晓得西藏佛教的现况，只凭着这么一个单位，就能建立双方良好的关系了吗？尤其当时国民党官员给人的印象不是很好，需要你协助时，千言万语尽是说明他的希望；不需要你时，千言万语说的都是“不可以”
。
明知道自己处在给人利用的情况之下，但是想到现在是国民党主政，我帮忙国民党，就是帮助人民，我不给人民利用，又给谁利用呢？最后还是同意了。
佛光山举行“世界显密佛学会议”
，提倡显密融和、禅净融和、南北传融和、僧信融和、传统与现代融和（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
“中华汉藏文化协会”
成立了以后，我顺利地当上理事长。
期间，一九八六年，我召开“世界显密佛学会议”
，邀请了西藏佛教四大派系：格鲁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的法王，以及数百名喇嘛，还有学者专家近千人在佛光山集会。
就这样，我和西藏佛教搭上了桥梁。
甚至大宝法王的大弟子泰锡度也曾到访，向我表示要在台湾举办盛大的汉藏法会，希望我能赞助他二十万元美金，作为筹备之用。
我基于他在密教的地位崇高，同时也想趁此因缘正可以好好合作，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也就毫不犹豫地给予资助了。
除此之外，大宝法王的第二位弟子夏玛巴要我帮助他们兴办佛教学院，我也慷慨解囊，捐助了两万元美金。
对于这许多点点滴滴的资助，我并不计较多少，只是后来我发觉到，自己好像是代替政府来照顾西藏人民，做一些联络工作，除了给予一些经费上的帮助，支持西藏佛教以外，丝毫没有什么力量可言。
因此，做了两任六年的理事长之后，想想还是觉得不适合续任，就央求好友，台中密藏院的田璧双喇嘛接任理事长。
那时候，把这样一个烂摊子交给他来承担，我心里感到很不忍，但也实在是不得已。
田璧双喇嘛（一九二五年生，安徽郎溪县人）是一位正直的君子、虔诚的佛教徒，数十年前，他在高雄担任税捐处处长时，我就和他有来往。
他接任理事长之后，行事周全，很令人敬重。
以上所说，是我六十多年来的弘法生涯，我没有比别人多一分享受，吃，没有比别人多；玩，也没有比别人多。
每天都是工作、工作，照相、照相，访问、访问，讲话、讲话，尽管如此，不管遭遇什么境界，我一样过得很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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