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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北宋时期义乌的科举入士成就与唐代相比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与南宋时期相比还是相形见绌。
据统计，北宋自公元960年至1127年的167年间，义乌共产生了11位进士。
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宗泽。
南宋定都临安后，浙江成为了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局势也比较稳定，更有利于士子们刻苦攻读和科举取士。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和以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为代表的经世致用型儒学流派在义乌及周边地区得以强有力的推广和传播，大大推动了科举入仕思想的深入人心，而书院教育形式的蓬勃发展又客观上为士子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因此，据统计，南宋自公元1127年至1279年的152年间，义乌通过科举获得进士进入仕途的人数大幅度提升，共产生了93位进士，是北宋时期的九倍。
其中不乏对推动义乌教育事业和丰富儒家学术思想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名家宿儒。
如被陈亮称为“乌伤四君子”
中的喻良能、何恪、陈炳；对义乌教育思想和书院教育的发展都做出重要贡献的鲍公琰、徐侨、叶蓁、虞复、王世杰等。
进入元代，统治者从其民族传统和维护民族统治利益出发，形成了其特殊的选士方法，这就是“怯薛入士”
和“吏员出职”
。
科举制虽未根本废弃，却遭长期停废，即使是在仁宗朝后复行科举，又因种族限制，通过科举入官的人数极少。
据统计，自元世祖建立元朝（1271年）至元惠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的九十七年间仅举行了16次廷试，全国取士总人数仅1200多人，而且与宋代举子一旦登第即位居高官不同，中试的进士大多未获重用。
在此大背景影响下，义乌的科举取士成就自然也受到严重影响。
在整个元代，有据可考的科举入仕者仅大文豪黄溍一人。
虽然元代在科举制度上的存废之争严重影响了科举入仕，但它在科举制度上还是做了很多改革，以至于对明清的科举取士制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元代科举制度异常详尽。
如皇庆二年颁布的科举条例成为明、清科举的蓝本；第二，元代结束了唐宋以来以辞赋取士的标准，而改为以经义取士，对士子的理论和政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元代科举开始规定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取士的程式，这对程朱理学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影响深远。
这些影响自然也传导到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制度中来，使明清时期的教育出现了不同于宋元的新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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