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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二姑妈在巴黎安顿下来不久，何先生便也从上海出发，经香港、马尼拉、碧瑶、新加坡、柔佛、吉隆坡、红海、地中海到达法国。
抵达巴黎后，何先生在题赠我二姑妈的画册上写道：“民国十九年以国事紊乱寄迹巴黎，晤故人天素于法京车站，异地相逢，悲喜交集，天素留学于法，赠此以留纪念。”
经二姑妈介绍，大姑妈也与何先生相熟了。
现在我们来看第十张照片（图17），两个姑妈相逢在巴黎，她们是多么高兴。
第十一张照片则是何香凝先生与我二姑妈的合影（图18）。
当时国内右派擅权，而何先生的爱子承志又被德国政府拘押于柏林，她的表情是沉郁而坚毅的，这自然也感染了我二姑妈。
从照片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当时她们也拍过三个人在一起的照片，可惜后来遗失了。
何先生抵达巴黎后只停留休息了十天，即赶赴德国柏林探望在那里居留的孙夫人宋庆龄，并设法营救她钟爱的儿子。
一个月后，何先生从柏林给巴黎的二姑妈来信，嘱代租房屋，并决定与我的两位姑妈同住。
她虽然以前并不认识我大姑妈，但认为大姑妈一心苦读，稳重可靠，表示三人同住当更为方便。
于是两位姑妈租定了处于清静地段的一所公寓里租金较廉的一套房间。
何先生自柏林经瑞士回到巴黎后，她们便住在了一起。
那套房子在二楼，一共三间，何先生住最里面的一间，我两位姑妈住最外靠楼梯的一间，中间一间仅摆长桌一张，普通椅子四把，那便成了何先生的画室，她那有名的《红叶雪景》、《红梅**》、《月虎》、《雪虎》等作品，便都是在那间小画室中完成的。
她自然也画了些专为两位女伴而作的小品，可惜大姑妈的一份全都流失了。
不过大姑妈所保留的一帧何先生赠她的小照，现在仍在，我将这小照作为这篇文章所插入的一打照片的压轴照奉献出来，让我们共瞻何先生当年的风采（图19）。
这位有着波澜壮阔的一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个阶段中都站在正确立场上的伟大女性，她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大姑妈的进步倾向，不消说是大大得益于何先生的熏陶。
在国内形势一天天紧迫的一九三六年，大姑妈和大姑爹不等度完蜜月，便订下回国的船票。
但当他们从巴黎来到马赛港等候上船时，悲剧发生了。
大姑爹突然便血，几天内病情急剧恶化，医院诊断的结论是直肠癌，唯有立即动手术切除病变部分方有得救的希望，大姑爹说服大姑妈接受医生的建议，微笑着被推进了手术室，但他却偏偏死在了手术台上！
据说大姑妈一夜之间瘦得不成人样，并白了整绺的头发。
船票到期了，一些朋友劝大姑妈留在法国，毕竟她已经在法国学习、工作了十六年，完全适应了那里的一切，那里也有现成的工作岗位等着她去就职，她早已取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待遇上不会太低。
但她却毅然地登上了回国的海轮。
她觉得自己肩膀上承载着双倍的责任。
无论祖国那边有着多么难以想象的艰辛，她决定以双倍的勇气去承受。
于是她回到了祖国。
回国不久便爆发了抗日战争。
大姑妈先在云南和四川教大学，后来到四川一个叫隆昌的小县里的蚕种改良场工作，因为她觉得那工作更实际一些，或许能够使自己的汗水更直接有效地浇灌于民族解放事业之花……据说在那个小县城里她从未抱怨过物资的匮乏与生活的不便，完全看不出她是一个在巴黎和里昂生活过十六年的洋学生。
不过大姑妈实在只是一名极平凡的中国知识分子，她后来的命运同大多数最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相同，经受了无数的误解、闲置、限制、波折，在坎坷和遗憾中度过了许多的光阴……
自一九七六年十月之后，我们又有一批接一批的留学生奔赴海外，累计起来大概达到了容闳以来的最高数字。
这些留学生取得博士学位以后，会怎样安排他们的前程呢？他们与大姑妈那一代的留学生之间，有哪些继承性，又有哪些变异性呢？他们大概多数都有私人照相簿吧？那里面有怎样的心态？蕴含着怎样的动向？
愿那不是永远的秘密。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于北京劲松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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