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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来看一张当年骆博凯与他的中国随从们的合影（图120）。
骑在高头大马上的骆博凯真是名副其实地耀武扬威，雁翅般排列在他两旁的，是毕恭毕敬的中国人。
最左边的一位或许是他的管家，年纪似乎已近七十，脸上的神色大可用“狐假虎威”
四个字概括；左二是位中年人，弄不清他手里拿着个什么东西，似乎是一支雪茄烟，这大概是骆博凯特意导演过的姿势，以说明有专门的中国仆从伺候他的起居饮食乃至于斟酒递烟；左三是位年轻的壮汉，唯独他不完全撇着八字脚。
很像是练过武功的拳师，或许便是骆博凯的保镖吧？左四面带惶恐之色的高个子不消说是骆博凯的收发员，他的姿势更暴露出生硬导演过的痕迹；骆博凯右边紧靠马头的一眼可以判断出是个马弁，他穿得比其余人都差，姿势也最不规范，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潜在的不安，或者竟是愤懑；另一骑在马上的穿的应是戎装，或许是骆博凯的一个副官；最右边的一位我想该是个看门的。
不消说这该是骆博凯从中国带回德国去的最得意的留影之一。
中德两个民族在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中，有着许多不愉快的事，这是毋庸讳言的，但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和民主德国、联邦德国都有着较好的关系，两个民族之间的民间往来更是有增无减。
一九八四年冬天，我也到联邦德国进行了一次短期访问，现在我选出一张在维尔茨堡大学图书馆前拍下的照片（图121），同当年骆博凯的旧照片作一对比。
我并不是一个怀有狭隘民族情绪的人，因此我无意于进行机械的对比，比如，以九十五年后的某一天，一个中国人站在了德国土地上，拍照时居于中间，两边倒是德国人，以此而得到一种廉价的心理满足，不，我是从两张照片的对比中，去努力领悟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虽经曲折，虽有朦胧乃至混乱乃至一时倒退，却终究能显露出来的客观规律。
我相信人类历史是由这种规律确定其走向的。
历史如此，个人命运呢？个人命运似乎要微妙得多。
也就是说，为偶发性因素而逸出原来的轨道，甚至发生自己和别人都未曾逆料的转捩，都是并不少见的。
历史是长寿的，因此它总可以纠正错误，并且证明出客观规律的威严，而个人的命运就大受局限，因此历史往往悲壮，而个人命运则往往悲怆。
记得在德国维尔茨堡，我曾同一位女士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是从科隆乘火车抵达维尔茨堡的，下了火车，一位金发碧眼的女郎迎上前来，用很不错的中国普通话问我：“您是刘先生吗？”
我笑着回答说：“我想我应当是。
因为这列火车上只有我一个是中国人。”
我们握手以后，她自我介绍说：“我们维尔茨堡汉学系派我来接您。
您将住在波尔先生家里。
我的名字叫葛伊莎。”
我知道她说的是特意为自己取的汉名，一般学汉学的都要给自己取一个汉名，一般又都用谐音的方式，比如马汉茂，便来源于赫尔穆特·马丁，于是我问她：“您用的是哪几个字呢？”
她微笑着告诉我：“诸葛亮的葛，秋水伊人的伊，莎士比亚的莎。”
难为她说出“秋水伊人”
这四个字来，光凭能说出这四个字，她的汉学也并非入门水平了。
当天傍晚，她陪我在市区里散步，走过有着许多比真人还高大的雕像的主教桥，我们进入一家临河的咖啡馆。
那家咖啡馆里只有两种色调，一种木质的深棕色，一种由藤蔓类大叶片植物构成的深绿色，光线都由遮蔽处泻出，柔和而暗淡，看不出的音箱中送出似有若无的浪漫曲旋律。
我们选了一个高达一米五以上的小圆桌，在两旁高达一米的小圆凳上坐下，把脚搁在圆凳下部的箍圈上。
葛伊莎叫了一杯不带奶不带糖的浓咖啡，我叫了一杯日本绿茶。
饮料送来以后，葛伊莎莞尔一笑，问我说：“我抽支烟，你不介意吧？”
我颇觉惊讶，并劝告她说：“我倒并不介意。
不过，抽烟不是对你的身体没有好处吗？”
她点燃一支细长的女用烟，似玩笑非玩笑地说：“我的命不好，所以要抽烟。”
我们的讨论就从那支香烟开始。
我问她：“你的命何以不好呢？你何以认定你的命不好呢？”
她玩弄着手中的一个金属扁盒，那是装烟的，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然后又合上，沉吟地对我说：“每支烟总是要被抽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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