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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同时在自身中，并为了自身寻找那个中心，因此，我们现在认识到历史和自然科学对我们所具有的唯一的深远意义。
在世界史的圆圈卷着人走的时候，就出现了个人意志与整体意志的斗争。
随着这场斗争，那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个人对民族、民族对人类、人类对世界的权利问题就显露了出来，随着这场斗争，命运与历史的基本关系也就显露了出来。
对人来说，不可能有关于全部历史的最高见解。
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伟大的哲学家一样都是预言家，因为他们都从内部的圆圈抽象到外部的圆圈。
而命运的地位还没有得到保证；我们要想认清个别的，乃至整体的权利，还需要观察一下人的生活。
什么决定着我们的幸福生活呢？我们应当感谢那些卷动我们向前的事件吗？或者，我们的禀性难道不是更像一切事件的色调吗？在我们的个性的镜子里所反映的一切不是在与我们作对吗？各个事件不是仿佛仅仅定出我们命运的音调，而命运借以打击我们的那些长处和短处仅仅取决于我们的禀性吗？爱默生不是让我们问问富有才智的医生，禀性对多少东西不起决定作用以及对什么东西压根儿不起决定作用？
我们的禀性无非是我们的性情，它鲜明地显示出我们的境遇和事件所留下的痕迹。
究竟是什么硬是把如此众多的人的心灵降为一般的东西，硬是如此阻止思想进行更高的腾飞呢？——是宿命论的头颅与脊柱结构，是他们父母亲的体质与气质，是他们的日常境遇，是他们的平庸环境，甚至是他们的单调故乡。
我们受到了影响，我们自身没有可以进行抵挡的力量，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受了影响。
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感受：在无意识地接受外部印象的过程中，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让习惯势力压抑了自己心灵的能力，并违背意志让自己心灵里播下了萌发混乱的种子。
在民族历史里，我们又更广泛地发现了这一切。
许多民族遭到同类事情的打击，他们同样以各种不同方式受到了影响。
因此，给全人类刻板地套上某种特殊的国家形式或社会形式是一种狭隘做法。
一切社会思想都犯这种错误。
原因是，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再是同一个人；一旦有可能通过强大的意志推翻过去整个世界，我们就会立刻加入独立的神的行列，于是，世界历史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梦幻般的自我沉迷状态；幕落下来了，而人又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与外界玩耍的孩子，像是一个早晨太阳升起时醒过来，笑嘻嘻将恶梦从额头抹去的孩子。
自由意志似乎是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它是无限自由、任意游**的东西，是精神。
而命运——如若我们不相信世界史是个梦幻错误，不相信人类的剧烈疼痛是幻觉，不相信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幻想玩物——却是一种必然性。
命运是抗拒自由意志的无穷力量。
没有命运的自由意志，就如同没有实体的精神，没有恶的善，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因为，有了对立面才有特征。
命运反复宣传这样一个原则：“事情是由事情自己决定的。”
如果这是唯一真正的原则，那么人就是暗中在起作用的力量的玩物，他不对自己的错误负责，他没有任何道德差别，他是一根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如果他看不透自己的地位，如果他在羁绊自己的锁链里不猛烈地挣扎，如果他不怀着强烈的兴趣力求搞乱这个世界及其运行机制，那将是非常幸运的！
正像精神只是无限小的物质，善只是恶自身的复杂发展，自由意志也许不过是命运最大的潜在力量。
如果我们无限扩大物质这个词的意义，那么，世界史就是物质的历史。
因为必定还存在着更高的原则，在更高的原则面前，一切差别无一不汇入一个庞大的统一体；在更高的原则面前，一切都在发展，阶梯状的发展，一切都流向一个辽阔无边的大海——在那里，世界发展的一切杠杆，重新汇聚在一起，联合起来，融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编按：马克·吐温，美国声名卓著的幽默讽刺作家，号称“文学界林肯”
。
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当过排字工、领航员、淘金工人、记者，有丰富的生活阅历。
1867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时署名“马克·吐温”
。
在长达50年的创作生涯中，佳品迭出。
马克·吐温是出色的演说家，著有《马克·吐温演讲集》，以诙谐的风格和精妙的比喻著称，本篇是在纽约勃克莱博物馆公共教育协会上的演讲。
他幽默而辛辣地谴责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赞扬了义和团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揭露了沙俄企图进一步霸占中国的野心。
全篇妙趣横生，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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