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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自由联想进行探索和对自由表达保持警觉的同时，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思维确实具有可塑性。
他们发现的可塑性赋予了一些最基本体验的感知者以新的自由度。
最具代表性的如：达利的画中松软的手表，毕加索的画中如固体形状的影子，贝克特笔下在不稳定状态中等待的人物，以及乔伊斯怪异的句法结构。
同样，相对论增加了特定现实的超越性，说明了真相取决于个体自己所处的位置。
综合考虑所有这些观点，则任何事情的含义都会由于确实取决于其观察者的视角，所以无法像蝴蝶标本一样固定下来。
鉴于事情并非只是它看起来的样子，它还可能是许多其他的东西，这些可能就成了可以考虑的新主题。
尽管弗洛伊德通过给最微不足道的事件注入意义提升了我们对事件与意义之间的韵律的兴趣，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们却一点也没有同样的动力去探索事件清晰的意义。
他们中间很多人走上了另一条路——寻求从意义中解脱出来。
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艺术家而言，形式第一，而主题或者意义则排在第二位。
例如，惠斯勒就认为形式优先，他把他为母亲画的肖像称为“灰与黑的排列”
，不过你仍然认得出那是他母亲。
在新的艺术形式中，意义通常是看不出来的。
有时候，特别是近年来，这种晦涩甚至变成了时髦，部分原因是由于艺术家有意消灭熟悉的意义，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人们轻信可以通过努力假装不在乎意义来保持新潮。
还有些人宣称艺术家只关心纯粹的表达：那其实是在说，他们只是偶尔与其他任何人进行有意义的交流。
另外一些真正想要影响他人的人，则想要通过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原始体验来做到这一点。
他们希望悲伤、愉快、荣耀、反感、奉献、空虚等，都可以在他们的作品的精华中感受到，没有中和性的意义的干扰。
这是一种尝试，去使体验本身在一个极度理性主义的世界里恢复其优势。
人们希望无须借助给事件强加上意义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事件便会呈现出一个新鲜的、独一无二的个性，作为它自己，而不是作为它可能被归入的类别被看见。
艺术家之间对纯真的、未经分类的体验的渴望，藉由他们反对人类赋予事件以意义的反射本能，只是部分得到了满足和匹配。
当艺术家绕过意义时，许多人却无论如何都会急着去寻找意义。
人们不是如艺术家可能想要的那样聚精会神在这些事件本身上，相反他们会去揣摩意义。
当他们找不到哪怕那么一丁点儿的意义，或者提取不出一些特别的个人化的意义，他们便常常会感到心灰意冷，而事件本身对他们来说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在传统标准与激进的20世纪要么掩盖意义要么尝试排除意义之间的争斗中，有个结论看起来比较显而易见：“在个人体验中，一件事与它的意义之间没有确定的比例。”
你可能对任何事件的意义更感兴趣，而另一个人则首先关心的是事件本身。
这些比例如果乱了套，一个人就会陷入麻烦。
或早或迟，对“要么意义要么事件比例失调”
的关心将会排除掉那些至关重要的想法。
那些大力强调事件而将意义贬至微不足道的人，可能过着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冲动任性、朝不保夕、漫无目的或者杂乱无章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可能像莎士比亚说的，是“一个白痴讲的传说，纷纷扰扰，意味着空洞无物”
。
另一方面，如果事件不是如它所发生的样子被简单处理，而总是仔细探寻它深层的意义，你就会过上一种充满凶兆和不祥预感的生活，将事件只是看成一个预兆，而从来没有活在生活本身的勃勃生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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